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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繁榮樂觀的六○年代,七○年代迎接歐洲的是一連串的舛錯。越戰之故,美國漸次放棄布雷頓森林協議,穩定世界金融秩序的美元固定匯率被埋葬,歐洲貨幣匯率跟著浮動,通貨膨脹、貨幣貶值接續而來,兩次石油危機火上加油,引發失業潮、進出口貿易下滑,雖然這是亞洲的機會,但歐洲如何面對此困境?

政治方面,原先由左、右派主導的政治生態,為單一議題取代:稅賦、婦女、環保等議題足以成為組黨的理念,例如一九八○年代綠黨發展成西德大黨。財政方面,私有化的浪潮打上歐洲灘頭,例如:英國保守黨柴契爾、法國社會黨密特朗變賣公營事業;這不只是一場所有權的轉換而已,而是戰後的社會共識被徹底改變。

東歐經歷一九五六匈牙利事件、一九六八布拉格之春,到了一九七○年代,異議分子不再直接對抗當權者,選擇從「權利」、「自由」議題切入,形成另一種質疑共黨統治的方式。公害汙染、環境議題在敏感的政治氛圍中,如何張開保護傘,使得集體輿論、「公民社會」成為可能?

一九八○年代末,共產東歐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引發「蘇東波」的動力學如何發生,又如何進展?戈巴契夫從權力核心的改革如同震源,啟動了骨牌效應,電視轉播推波助瀾,使諸衛星國迅速且平和地脫離共黨統治;各國因應各自獨特的社會實況,如何有不同程度的秩序重組?「返回歐洲」的願望又如何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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