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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蘇聯解體,東歐從鐵幕走出,在歐洲大門外張望,極力想重返歐洲,貧窮的東歐,讓四十多年來,偏安一隅的富裕西歐開始動搖,不斷詢問:歐洲人是誰?什麼能代表歐洲?

頻繁的交通網、流行的英語促成各地更密集的交流。一九九二年馬斯垂克條約之後,歐元和歐盟正式將歐洲凝聚一體。這個充滿活力的組織,將戰爭的歐洲,帶向和平的歐洲,因而獲得二○一二年諾貝爾和平獎。歐洲不只是地理上的名詞,還升級成一種生活方式,比美國更值得學習。

但是,隨著時日漸長,這個深入到乳酪上的標籤都能管的超國家組織, 並沒有激發歐洲人的熱情。繁複的決議過程,還有大國操控,令議案常常停滯不前。由於不具備國家特有的徵稅和開戰的合法性,使人民仍舊效忠自己的國家;在後民族國家的時代裡,養老金的發放和保衛國民的安全仍由國家擔此重任。

歐洲大地上的裂痕,除了國與國間的戰爭,還藏在對待猶太人的罪愆裡,各地樹立起紀念碑,象徵對往事的整頓和釋懷。只不過,這場與過去的和解反而提出了另一個難解的疑惑:誰是受傷最深的民族?尤其對東歐來說,受到共產主義迫害的人,難道會比猶太人來的少,來得輕嗎?

族群的爭端並未停歇,全球化下,許多外來移民來到歐洲,形塑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社會,但是,當經濟困境一來,歐洲白人便開始排外,極右派種族主義成為足以挑起選民激情的新主張。

借用德國詩人海涅的說法,如果愛歐洲的心,能夠像十九世紀民族主義剛萌芽時,法國式的愛國心那樣,具有延伸性,能超越歐洲,超越白人,擴及世界,也許歐洲能成就另一番新局;那是歐洲的機會,也是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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