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是中世紀中國最大的佛教宗派，至今影響甚廣。本書精選敦煌壁畫中屬於禪宗範疇的楞伽、金剛、思益梵天所問、密嚴、天請問五大經變畫，形象地詮釋禪宗 “虛”與“靜”的義理和內涵，表現釋迦牟尼佛弘揚佛法的主題，畫面各有差別。書中還穿插的生動有趣的警喻故事畫，真實地反映中世紀中國社會各階層的生活狀況。

前言 

全面系統詮釋禪宗經典的敦煌壁畫 

禪宗是以靜修為旨歸的中國佛教宗派之一，因主張修習禪定，故名。從初祖菩提達摩弘揚禪法，到唐代自成一宗，千餘年傳承不絕，成為在中國流傳時間最長的佛教宗派，禪修思想更予國民莫大影響。楞伽經、金剛經、思益經和密嚴經等禪宗經典，大多主張世本虛無，強調靜修求解脫，它們不僅在禪宗的發展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而且對敦煌佛教發展影響深遠。從唐朝中後期開始，敦煌的善男信女以上述諸經為題材，創作出大量禪宗壁畫，流傳至今，敦煌石窟成為中國現存禪宗壁畫品類最齊備的地方。 

一、禪宗的興起 

禪，梵文意為運用思維活動進行的修持。作為以靜修為旨歸的佛教宗派，禪宗的興起，與中國中世紀統治階層對土地的瘋狂佔有現象緊密相聯，加之南北朝時北方少數民族向中原大舉進攻，失去土地和家園後流離失所的流民是禪宗產生的土壤。 

土地是農民生計之維繫，失去土地，就意味著失去家庭，失去正常的生存條件。南北朝時，統治階層為擴張土地展開混戰，農民失去土地和家園，大量流民湧現， 到處流動逐食。 當時的僧侶、寺院受到統治者一定程度上的保護，流民便湧入寺院，削髮為僧。當寺院不足以容納時，部分無寺可居的僧人，只得流向社會， 成為遊僧。他們需要為自己的這種遊蕩乞求的傳教方式找到佛理上的支持。 

流民與遊僧物質上一無所有，根本無力改變當時的現狀，要解脫困苦唯有指向內心。楞伽經宣揚“一切佛語心”，強調以心為本，主張向內心求解脫的修行方式，楞伽經自然成為他們所願尊奉的重要經典。此外，當時的流民蓄徒聚眾，從山野到城邑，遊止不定，楞伽經強調遊化，倡導在鄉野修行，“宴坐山林”，無疑為這種遊化行為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也是遊僧選擇奉持楞伽經的重要原因。當然，正是由於楞伽經主張遊化，遊僧們為實行楞伽經的主張，便在社會上四處遊化，反映了一種為行動尋找理論、以理論指導行動的雙向互動關係。這些信奉楞伽經的遊僧被稱為“楞伽禪師”。當時南方戰亂較少，北方的楞伽禪師大規模地向江淮、東南、嶺南等地區移動，他們在遊化中吸引更多的信徒，在社會上的影響日見擴大。 

及至隋唐，社會趨於穩定，客觀環境的改善使得遊化沒有繼續下去的必要， 楞伽禪師道信（公元 579～651 年）便在黃梅雙峰山定居下來，提倡禪務並重，在固定的地方既修禪又耕作，自給自足。由此，作為一個宗派，禪宗的雛型開始出現。到五祖弘忍時代，這個隱居山林三十餘年的黃梅禪僧團，公開於世，並迅速發展，此時金剛經成為禪宗傳法的主要經典。安史之亂後，禪宗分裂為南北二派，南宗領袖慧能重金剛經；而與楞伽經思想相近，宣傳諸法空寂、本無生滅的思益經則為北宗神秀等所宗要。有唐一代，禪宗勢力遍及全國，楞伽經、思益經、金剛經、密嚴經等這些在心性修養方面更全面、理論體系更精緻的經典在禪宗中的地位漸隆，被廣泛信奉。密嚴經所強調的“觀行”、“正定”禪觀，就深為敦煌著名禪師摩訶衍所重。 

二、禪宗在敦煌的傳播與興盛 

禪宗由內地傳入敦煌，重要傳播者之一為著名禪師摩訶衍。唐開元年間摩訶衍在長沙岳麓寺修行，先後師從兗州降魔藏、京兆小福、西京義福三位禪師，此三禪師都是禪宗北宗神秀的法嗣。摩訶衍後又拜投在南宗荷澤神會門下。摩訶衍到敦煌的時間不詳，估計是吐蕃佔領敦煌之前，隨大批唐軍退守到敦煌的。他在敦煌弘法多年，影響深遠。敦煌遺書王錫撰《頓悟大乘正理決》記載，公元 792～794 年摩訶衍奉吐蕃贊普赤鬆德贊（公元 755～797 年在位）之命，赴拉薩與印度僧人蓮華戒辯論禪法。辯論中摩訶衍說他一生唯習大乘，所修禪法依據為《大般若》、《楞伽》、《思益》、《密嚴》、《金剛》、《維摩》、《大佛頂》、《花嚴》、《涅槃 》、《寶積》、《普起三昧》等大乘經文。大約貞元十二年（公元 796 年）摩訶衍由吐蕃返回敦煌，被授予“蕃大德”稱號。 

在摩訶衍的影響下，敦煌出現了一批禪師，弘揚禪宗。如在吐蕃佔領時期“遷知釋門都教授”、在張議潮收復敦煌後又任河西都僧統的名僧洪 A3，即研習六祖慧能所倡“頓悟”禪法，“知色空而明頓悟，了覺性而住無為”，聲名遠播；北宗神秀、普寂一系的敦煌乾元寺大德法律闍梨張金炫也通曉禪學；繼洪A3為河西都僧統的法榮禪師，主張向“五乘之奧探玄，七祖之宗窮妙”， 又云：“南能入室，北秀升堂。”這?的“七祖”、“北秀”指禪宗北宗神秀，“南能”即是南宗慧能。 

由於這些禪師在敦煌廣泛宣教，楞伽經、金剛經、思益經、密嚴經等禪宗經典在敦煌得到推廣。前面提到的《頓悟大乘正理決》中，共計引用 20 餘種大乘佛經，其中引用次數最多的是楞伽經，共計 31 次，其次是思益經 11 次，金剛經 9 次，密嚴經 4 次。在另一卷敦煌遺書《頓悟大乘正理決長編》前 132 行中，楞伽經出現 14 次，思益經出現 6 次，密嚴經出現 8 次。而一般民眾中也出現了很多禪宗信仰者，從莫高窟壁畫中的諸多供養人題記中可見一斑。如“修行頓悟優婆姨如祥一心供養”、“女頓悟大乘優婆姨十二娘一心供養”、“頓悟賢者朱三一心供養”， 這些題識都說明供養人是信奉禪宗的。 

三、禪宗壁畫品類齊備 

楞伽經、金剛經、思益經、密嚴經等在敦煌的流行，極大地推動了敦煌禪宗壁畫的興起，楞伽經變、金剛經變、思益經變、密嚴經變等不斷出現，可謂品類齊備。據統計，敦煌現存楞伽經變 11 鋪，最早的出現於中唐﹔金剛經變 18 鋪，都是唐代的繪畫作品，其中有 13 鋪繪於吐蕃佔領時期（公元 781～848 年）﹔思益梵天所問經變現存 15 鋪﹔密嚴經變在敦煌現存數量不多，總共 4 鋪。本卷將表現禪宗思想的楞伽經變、金剛經變、思益經變、密嚴經變匯集於一書。 

除收錄上述禪宗壁畫外，本卷還將屬於唯識宗一系的天請問經變附帶收入。這是因為，歷史上禪宗與唯識宗雖是兩大不同佛教派別，但在敦煌它們卻結合得甚為緊密，唯識宗尤其重視天請問經，許多著名禪師既深修禪法，又洞達“唯識”。敦煌壁畫中 30 餘鋪據天請問經所繪的天請問經變，與禪宗壁畫亦有不少共通之處，故而收入本卷，以饗讀者。 

值得重視的是，這五大經變均是描繪釋迦牟尼佛在向眾菩薩、天神等宣講佛法，大都為宏幅巨制、場面恢弘。不僅人物眾多，關係複雜，而且經義深奧、富於哲理。這些經變畫題材既不見於古代印度和中亞地區的石窟，中國新疆等地的石窟或佛寺中也沒有出現，更不見於中國古代畫史的記載，因此它們應該是古代敦煌畫師以義理深奧的諸經為依據，獨創的經變壁畫傑作，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彌足珍貴。為了闡述和詮釋經文，在這些經變畫中還穿插著大量引人入勝的警喻故事畫，從多角度真實反映了中世紀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生活狀況，成為記錄世俗民風的代表作。 

本卷所收的五個經變，前人曾作過定名工作。近十餘年來，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員對各種圖像資料調查整理，專題研究，對少數定錯名的經變作出訂正。在長期研究的基礎上，本卷勾勒出五大經變的完整概貌，在對經變畫面的解讀、分析方面，作了一些重點深入的探討，較為系統地介紹了數百年間禪宗在敦煌的發生、發展過程，多角度地揭示了敦煌禪宗壁畫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