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期的外交政策是主戰派和主和派互相激盪，

但是宋人屢次北伐都失敗，只好以屈辱的國格維持偏安局面。

基於理性思想，兩宋不得不面對現實：

採取彈性的外交手段來求生存。

兩宋時期，朝野人士對於遼、金、蒙古三個民族的性質和優勢有不同程度的認識，提出的外交政策，大致分為主和派和主戰派。主和的極致是石敬瑭所謂「屈辱」的外交，對遼稱臣納貢，並且認遼太宗耶律德光為父。主戰的極致是宋太宗和南宋韓佗胄的北伐。這樣的二分法也許過於簡單，如果深入一層觀察，兩宋對遼、金、蒙古的政策，其實可以說是「和、戰、守」三策交互的彈性運用，而基本目的是維持與強大外夷的和平相處而非征服。

宋代為維持和平而採取彈性外交，與敵國舉行無數次的談判，訂立自古以來最多的條約，規範國際外交禮儀，交換諸多使節，並在邊界實行榷場貿易。這段空前的歷史演變值得我們注意和探討。

另外，宋人賦詩數量大，包含範圍從國家大政到家庭瑣事，常以詩歌代替書信或論說。《宋代外交史》中的敘事常引用詩歌輔助，也說明了當時人對世事的看法與感觸。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陶晉生

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學博士。先後從姚從吾、鄧嗣禹先生習宋遼金元史與東亞史。曾任教於臺灣大學、師範大學、東吳大學、美國西密西根大學、亞利桑那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著有《宋遼關係史研究》（獲中山學術獎）、《歷史的瞬間：從宋遼金人物談到三寸金蓮》、《宋遼金史論叢》、《女真史論》、《北宋士族》等，編有《陶希聖日記：1947-1956（上）（下）》、《陶希聖年表》(與陶泰來合編)。民國79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目錄

緒論

第一章 宋代外交的背景

第二章 宋遼外交關係的建立和衝突

第三章 澶淵之盟

第四章 外交機構和禮節

第五章 使節交聘

第六章 外交文書、出使報告及出使詩

第七章 增幣交涉與宋遼夏三角交涉

第八章 宋遼畫界糾紛

第九章 宋與遼夏高麗的互動

第十章 聯金滅遼與北宋滅亡

第十一章 宋金和戰

第十二章 南宋爭取對等

第十三章 聯蒙滅金與宋亡

結論

參考書目

宋代外交大事

收回

序

緒論

本書敘述及分析宋代（960-1279）的外交，其主要交涉對象是契丹族建立的遼（907-1125）、女真族的金（1115-1234）和蒙古族的蒙元（1206-1260-1368）三朝。宋代的外交大都承繼古代及漢唐的理念和制度，但是因時勢的變化而有所創新。

外交一詞在現代有不同的定義。二十世紀著名的英國外交家及理論家Ernest Stow（1843-1929）的定義是：「外交是運用情報和技巧來執行獨立國家政府間的正式關係。」另一位外交家Sir Harold Nicolson在其Diplomacy書中的定義根據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外交是透過談判來處理國際關係；外交使節調節和處理國際關係；外交是外交家的事業或藝術。」比較新的研究中，定義仍然相似，如Hamilton and Langhorne的定義：「外交是政體間和平的行為。」

中國古代西周時期的所謂外交多由「相」主持，出使的是「行人」。《周禮》有「大行人」和「小行人」，「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禮；「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諸侯間的邦交禮儀是聘禮，聘問的目的包括新君即位，鄰國祝賀立君、結盟、聯姻、報聘、致謝、協商等。而聘問的程序包括命使、釋幣、受命啟程、假道、習儀、入境、展幣、郊勞、至朝、致館、聘享、卿大夫勞賓、歸饗餼、卿大夫問面、夫人歸禮、卿大夫餼賓、燕餐、還玉贈賄、拜聘、送聘、賓歸贈送、使節復命等。顯然，古代的聘問目的也是「透過談判來處理國際關係。」外交也是「政體間和平的行為。」

春秋時期，列國間的邦交，類似現代的外交，當時國與國間有遣使交聘、談判和會盟的各種情況。春秋邦交中的使節稱為「使」、「使人」、「使臣」、「使節」。這些是諸國分立時邦交的禮儀和使節的交聘，為後世所模仿或改進。不過那時外交一詞的意義是與本國之外的人物交往，《史記》中「外交」的意思，如蘇秦傳：「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又論姦臣：「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顧其後。」「擇交」和「外交」的意思不同。古代的君主認為其官員和外人來往是不忠的。《禮記》有「人臣無外交」這個主張。外交一詞的另一個意思是個人不喜歡與外人來往的意思，如鄧通「亦愿謹，不好外交。」

如以外交的現代意義來觀察，漢唐大一統朝代的外交，主要是所謂朝貢制度下的外交，辦理外交的機構和官員很完備。如西漢的謁者台送迎貴賓、使節；符節台所掌印璽，有四璽用於外事。緣邊州郡接待來使及遣使，供應使者，接受文書，接待侍子，甚至簽訂條約。

中古時期，南北對峙，國際關係有了新的發展。劉裕於永初元年（420）建立宋朝，即開始與北魏通和。北魏和南方的宋、齊、梁三朝都維持外交關係，前後交聘113次，使節姓名可考者161人次。當時的外交制度，沿襲古代的先例，有幾個特點：

一、因朝代的更替頻繁，北魏與南朝的外交時斷時續，並非每年有使節的交聘。

二、使節的遴選與門第有密切的關係。北魏選自己族人與部人，以及中原士族。使人「必妙選行人，擇其容止可觀，文學優瞻者以充聘使。」南方亦重才學有詞辯之士。

三、對聘使的接待，由「主客」迎於界首，其職位品級與來使相當。但「主客」非常置官，乃臨時派遣。朝廷以豪華宴會招待來使。接待工作有記錄「撰記」。

四、因偶發事件或戰爭的影響，使者會被扣留為人質，受到屈辱，甚至犧牲生命。

五、聘使失禮於鄰國，受到處罰。

六、南北間的邊荒地帶，屬於非軍事區，雙方軍民不可進入。但使者可以通過。

七、和平時期，南北通市。北方貴族需要南貨，除聘使帶回外，也有顯要的代表隨聘使交易。

大一統的唐代，重新建立以皇帝主宰四夷的朝貢制度。掌管外交的機構是由尚書省的主客司主管外交政令，九卿之一的鴻臚寺專管外交事務。此外中書省四方館，通事舍人，及尚書省禮部共同辦理有關外交的事務。唐代對外來使節一律稱「蕃客」，建立了一整套的程序，如入國驗證、人數、接轉文書、朝見禮儀、宴請及館待、禮送回國等。沿邊州郡負責入朝使節接轉，也直接與境外通使，與外國互通文書。甚至執行邊界協議，交割領土。這些基本的程序在五代和兩宋都繼續運行，但是增加了與「外國」交往的機構，和比較對等的程序。

十世紀初，大唐帝國崩潰，朱溫建後梁（907-922），占據汴京。同時，契丹酋長耶律阿保機（872-926）統一內部，於905年與據有山西的突厥沙陀領袖李克用結盟，擴張勢力。從五代開始，東亞的國際關係又一次逐漸進入了多元的國際系統。在其後遼宋金元時期的多元國際系統中，每個國家或政權都經由外交或戰爭的手段尋求自身的強盛和盟邦的協助，達成國際間最高的地位。總之，從春秋時期，經過漢代、南北朝以及唐代的國際交往，成為五代至兩宋建立外交制度的基本榜樣。

五代時期，北方以契丹的勢力最為強盛，契丹族是游牧民族，源出於東北亞的東胡族系，其語言屬於阿爾泰語系。遠在北魏時期，契丹人已經在東北亞活動。歷來曾經向北魏、隋、唐進貢。契丹人對於與中原朝代的交往，有很長的歷史。北魏末，契丹族分為八部。其後產生部落聯盟，由八部大人輪流推舉為首領，並有任期（三年）。至耶律阿保機，則自立為皇帝，並將王位傳子。可以說，阿保機崛起時，已經具備了充分與中原交往的經驗。當時華北繼唐的五個朝代的統治者都稱帝，南方諸國之首也大都稱帝，但是對北方的朝廷進貢，接受北方朝廷的封冊時則稱王。雖然如此，南方的政權仍然維持獨立的地位，在不同時期，是否服屬於北方朝代，要看雙方勢力的消長，和國際形勢而定。諸國之間及其和五代各朝間，以及與所謂夷狄之邦的契丹（遼），展開了外交關係，並且形成了東亞多元國際系統。勢力均衡的觀念，在中國古代春秋戰國時期已經形成，到了十世紀多元國際間再度出現。在這種情形下，體認到不能達到唯我獨尊的局面，每個政權都需要用外交的手段來維持競爭的能力甚至生存。

西元960年，宋代建立時面臨的是怎樣的國際局面？不僅中原四分五裂，還有東北亞游牧民族契丹的崛起，在五代時已經成為當時國際政治中的強權，而且已經模仿中原王朝，成立了以契丹皇帝為中心的朝貢系統。根據《遼史》，唐末五代中原各國和節鎮與遼交涉的記載是：後梁、後唐和達旦來使稱「來聘」。晉、吳越、渤海、高麗、回鶻、阻卜、黨項、及幽、鎮、定、魏、潞等州，南唐、女直、吐谷渾、烏孫、靺鞨、黑車子室韋、波斯、大食和日本都稱「來貢」。又載：「東朝高麗，西臣夏國，南子石晉，而兄弟趙宋。吳越、南唐航海輸貢。嘻，其盛矣！」與契丹對等的只有宋朝。其中最重要的朝貢國是後晉。後晉的建國，仰賴契丹主耶律德光的軍事援助，而石敬瑭提出的交換條件是稱臣納貢，並稱耶律德光為父。這段史實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而其影響也頗為深遠。

宋太祖、太宗統一中原並與周邊的政權成立朝貢系統，而和契丹則是對立的形勢。這兩大帝國周邊的政權如高麗和西夏是他們爭取的對象，而南方的諸國如交趾、占城等則是宋的衛星。從上引外交的定義看來，嚴格的說，對兩大帝國朝貢的政權與其宗主國間，並沒有平等的外交。再者，宋代面臨的強敵是遼、金和蒙元，因此本書所探究的，不是宋遼兩朝或宋金的朝貢系統，而是宋朝與基本上對等的遼、金、蒙元三朝的外交。本書當然也會涉及宋朝與遼、金、蒙元爭取周邊國家或政權的歷史。

在多元國際系統中的宋朝需要外交。蘇軾（1036-1101）論出使說：「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朝。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彊，而行人之職，為難且重。」他認為應當依照古代行人的方式，特別建立一個官員，專掌外交的重任。如果當時的朝廷採取蘇軾的建議，也許就會出現外交部。

從游牧民族契丹建立大遼帝國，接著另一漁業兼農耕的女真金朝崛起，到蒙元稱霸，東亞歷史進入漢族王朝逐漸衰微的趨勢。漢族以農立國，周邊民族需要農業社會生產的糧食、生產工具和紡織衣料。在無法以貿易手段取得這些物產時，就以武力掠奪。而在大唐帝國式微後，從五代至兩宋，契丹、女真和蒙古民族武力強盛，依賴具有機動戰力的騎兵勝過農業民族的步兵。農業民族甚難抵禦騎兵的抄掠。自古以來中原的政治家和史家都記載和討論這一現象，如班固指出漢朝對匈奴應採守勢：「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唐陸贄（754-805）說：「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以水草為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當夷狄勢力強盛時，不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若夷夏之勢力相當，則必須「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到了宋代，如宋祁（998-1061）論馬政：「馬者，兵之大也，邊庭之所以常取勝中國者也。……且中國之兵步多騎少。……雖步卒百萬，詎能抗戎馬之出入乎？」歐陽脩（1007-1072）說：「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嘗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慎哉！」另一個契丹、女真和蒙古民族興盛的原因，是他們不僅擁有強大的武力，也多少從中國學習皇帝制度，具有成熟的政治意識和組織能力。這三個民族相繼興起並入侵中原，是中原漢族自古以來遭遇的另一次巨大考驗。宋人如何在這樣險惡的環境中應付契丹、女真和蒙古的挑戰，如何生存和發展？本書要探究兩宋在面對強敵時，如何以外交手段配合軍事行動，來解除強敵的威脅和侵略。

兩宋時期，朝野人士對於遼、金、蒙古三個民族的性質和優勢有不同程度的認識，提出的外交政策，簡單的說，大致分為主和派和主戰派。主和的極致是石敬瑭的所謂「屈辱」的外交，對遼稱臣納貢，並且認遼太宗耶律德光為父。主戰的極致是宋太宗和南宋韓侂胄的北伐。這樣的二分法也許過於簡單。如果深入一層觀察，一方面兩宋對遼、金、蒙古的政策，其實可以說是「和、戰、守」三策的交互彈性運用。而基本目的是維持與強大外夷的和平相處而不是征服。另一方面，遼、金、蒙古對中原朝代的政策是以外交威脅或以武力奪取人力和資源，不一定是征服。草原游牧民族和半游牧民族對中原農業民族儼然有一種互相依存的關係，他們必須交互運用和或戰來達到取得農業民族生產的物資和食糧。中原農業民族則以物資利益誘惑敵人就範，或利用族群間的矛盾，製造衝突（「以夷制夷」或「以夷攻夷」）。既然如歐陽脩所說，中原朝代對外夷「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則統治者必然熟思能夠與外夷消弭戰爭，維持和平的相處之道。

在外交決策方面，一般研究宋史的史家認為宋代的立國有中央集權的趨勢。北宋前期，太祖和太宗掌握了軍政大權，主導對契丹的外交。到了中期，新興的士大夫官僚積極參與王朝的決策，對皇權有或多或少的制衡，而積極參與外交策略，真宗和仁宗在政策的決定上大致與新興的士大夫合作，形成新的領導階層，共同商定策略。簡單的說，這一時期宋人努力維持與強大的遼朝和平對等的關係。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旨在富國強兵，改變現狀。從哲宗到徽宗，外交決策因黨派的更替而有轉折。徽宗與新黨不圖安內自強，卻盲目追求恢復燕雲，忽視自澶淵之盟以來的國際規範，以致亡國。南宋自建立之後即武力不如金朝，高宗用秦檜主和，並抑制武將，相權提升後，自此形成其後幾個宰相擁有大權的局面。在主戰和主和派系激盪之下，宋人屢次北伐失敗，只好以屈辱的國格維持偏安的局面。

總之，兩宋自始至終，不得不面對現實，基於理性的思想，採取彈性的外交手段來求生存。兩宋對外政策的彈性運用，常被近代史家批評為「屈辱」甚至「賣國」，其實當時的政策只是求得與外夷達成適當的「包容」（accomodation）之道。宋代與遼金元三個王朝的關係，與過去的王朝不同。在多元國際系統下，宋代與遼金元三朝除戰爭外，為維持和平而採取彈性外交，與敵國舉行無數次的談判，訂立自古以來最多的條約，規範國際外交禮儀，交換無數使節，並在邊界實行榷場貿易。這段空前的歷史演變值得我們注意和探討。

附帶一提，宋人賦詩數量大，包含的範圍從國家大政到家庭瑣事，而且常以詩歌代替書信或論說。本書中的敘事時常引用詩歌來輔助，旨在進一步說明當時人對世事的看法與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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