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蘇聯解體，東歐從鐵幕走出，在歐洲大門外張望，極力想重返歐洲，貧窮的東歐，讓四十多年來，偏安一隅的富裕西歐開始動搖，不斷詢問：歐洲人是誰？什麼能代表歐洲？

頻繁的交通網、流行的英語促成各地更密集的交流。一九九二年馬斯垂克條約之後，歐元和歐盟正式將歐洲凝聚一體。這個充滿活力的組織，將戰爭的歐洲，帶向和平的歐洲，因而獲得二○一二年諾貝爾和平獎。歐洲不只是地理上的名詞，還升級成一種生活方式，比美國更值得學習。

但是，隨著時日漸長，這個深入到乳酪上的標籤都能管的超國家組織， 並沒有激發歐洲人的熱情。繁複的決議過程，還有大國操控，令議案常常停滯不前。由於不具備國家特有的徵稅和開戰的合法性，使人民仍舊效忠自己的國家；在後民族國家的時代裡，養老金的發放和保衛國民的安全仍由國家擔此重任。

歐洲大地上的裂痕，除了國與國間的戰爭，還藏在對待猶太人的罪愆裡，各地樹立起紀念碑，象徵對往事的整頓和釋懷。只不過，這場與過去的和解反而提出了另一個難解的疑惑：誰是受傷最深的民族？尤其對東歐來說，受到共產主義迫害的人，難道會比猶太人來的少，來得輕嗎？

族群的爭端並未停歇，全球化下，許多外來移民來到歐洲，形塑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社會，但是，當經濟困境一來，歐洲白人便開始排外，極右派種族主義成為足以挑起選民激情的新主張。

借用德國詩人海涅的說法，如果愛歐洲的心，能夠像十九世紀民族主義剛萌芽時，法國式的愛國心那樣，具有延伸性，能超越歐洲，超越白人，擴及世界，也許歐洲能成就另一番新局；那是歐洲的機會，也是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