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與帝國：明清時代

{{ _getLangText('m_detailInformation_goodsAuthorText') }}上田信

{{ _getLangText('m_detailInformation_goodsTranslatorText') }}葉韋利

{{ _getLangText('m_detailInformation_goodsPublisherText')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06月01日

ISBN：9789570530773

在18世紀的工業革命之前，

位於東歐亞的中國，是全球貿易的主導者。

為何明清時代的嚴厲海禁，

會成為推動東歐亞圈貿易活絡的關鍵？

超越以往中國通史的朝代框架，

以「海洋史觀」x「全球體系論」首創東歐亞的區域概念，

重新評價這段五百年的明清帝國海洋史。

★【專文導讀】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蔣竹山

一改歐洲觀點的霸道史觀，重寫征服、開發、文明化的西方論點，用鮮明的人物生平，重構五百年明清時代：

‧一名船醫建立起百年老字號怡和洋行，更是讓英國在鴉片戰爭中獲勝的關鍵。

‧失控的鹽制度和掃蕩沿海走私，明朝鹽商只能變身倭寇頭子。

‧明朝承認與外國交易的互市，讓努爾哈赤得以用毛皮交易打造大清帝國。

‧鄭芝龍的海上霸權，源自十七世紀日本幕府頒布海禁。

◎專制就是封閉？保守就是停滯？

歐洲優越主義已經崩解，大海洋史觀才是二十一世紀的論史主流！

一直以來，西方史學界對於中國明清時代的評論都不佳，從黑格爾的停滯論，到二戰後費正清的「衝擊─回應」論，甚至連接受馬克思主義史學體系的中國史學家們，本身也將明清所屬的十四至十九世紀歸類為「封建制度的末期」，是一個封閉又陳腐的時代。

然而以往的評論觀點，都是以「陸地」出發，如今，我們以海洋上發生的運輸、交流和貿易等層面，重新評價明清帝國，並發現在近代中國被評為負面遺產的「朝貢制度」，竟是當時維繫東歐亞地區秩序的最佳經貿體系。

◎從國家到地區，當帝國本身的制度跨區發展之後

作者上田信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進入中國進行實地田野調查的日本史學家，他從「交易」的基礎，解構中華文明自商周以來改朝換代的拓展過程，是不斷因「集中─分配」而集合，接著又因與新文化交流而破壞交易穩定度，導致王朝瓦解、重組。

這個拓展過程到了元朝之後，因蒙古帝國建立遍布歐亞大陸全區的交易機制，將中國納入其中的一部分。自此之後，要了解中國史，在只有包含日本與韓國的東亞空間的框架內來探討，並不完整，所以上田信在本書提出了涵蓋東南亞諸國和印度的「東歐亞」地區，才能更全面的綜觀「交易」這項商業行為如何影響從百姓生活乃至一國制度的全面影響。

◎鄭和下西洋、女真崛起，讓我們從海洋的觀點重新看陸地上的歷史大事件

除了以截然不同的面相與論點，重新評析西方史學界口中的中國停滯時代之外，上田信更以民生經濟的角度，有別於過往提出的皇帝沉迷宗教、官員壓榨百姓、歉收造成飢荒等原因，提出元朝帝國為何敗亡的真正原因，和發生動亂的「地點」有關；也提出有別於史學家認為鄭和下西洋是巨額出超的「朝貢貿易」，而是運用不需成本的「里甲制」成品，去交換東南亞各國的珍稀物品，非常划算。

自元末至鴉片戰爭，一三五一年的紅巾賊之亂到一八五一年的太平天國，橫跨五百年，明清王朝在各種層面上承襲原生北方大地的蒙古帝國，超越了自秦至宋的中華框架，無法單純用中國朝代史或歐洲開發史來定義，我們將從海洋對帝國的影響，重新評價明清時代在全球歷史中的地位。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上田信

一九五七年出生於日本東京都。東京大學研究所人文科學研究科碩士（專攻東洋史學）。現任立教大學文學院教授，專攻中國社會史。於一九八三至八五年赴南京大學留學，並曾於農村進行田野調查。

從研究江南都市的無賴，之後進一步研究地區社會、宗族，近年來則致力於生態環境史與疾病歷史。二○○○年在七三一部隊細菌戰國家賠償請求訴訟中，以原告（中國細菌戰受害人）證人身分，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鼠疫與村莊」鑑定書。

主要著作：《傳統中國》（講談社）、《森林與綠色的中國史》（岩波書店）、《老虎講述的中國史》（山川出版社），以及《人與人的地方史》（合編，山川出版社）、《中國的社會》（合譯，平凡社）等。

譯者簡介

葉韋利

1974年生，水瓶座。

慣於跳躍式思考的隱性左撇子。

現為專職主婦譯者，熱愛翻譯工作。

享受低調悶騷的文字cosplay與平凡充實的生活。

譯者葉韋利工作筆記FB專頁：www.facebook.com/licaworks

序

導讀

閱讀明清帝國的新視角：海洋、白銀、物與環境

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蔣竹山

過去幾年，若要我推薦一本給一般讀者看的明清史著作，我一定會說卜正民的《維梅爾的帽子》，但現在，隨著上田信《海與帝國：明清時代》這書在臺灣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我終於有了新的推薦名單。

要理解《海與帝國》的特色，我們首先要認識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這套叢書的製作動機。這套出版於二○○四年至二○○五年，是為了慶祝講談社創立一百週年而製作，至今已相隔十二年。

其實，類似的叢書，講談社此前已經出版過數次，在一九七七年刊行的「新書東洋史」系列中，臺灣曾經翻譯其中與中國史有關的四冊，合而為一冊《中國通史》，由稻鄉出版社於一九九○年出版，常被臺灣歷史系所當作中國通史指定教材，使用率相當高。這其實反映了臺灣的中國史閱讀，與最新的研究成果之間有不小的落差。另外一方面，從一九七七年到二○○四年，講談社的這兩套中國史，亦有不少變化的軌跡可循，例如，早期是將中國史作為東洋史的一部分而編入「新書東洋史」之中，直到二○○四年這套，中國史才獨立出來，自成一個系列。

本書作者上田信是日本明清史學界青壯派學者的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對於臺灣讀者來說，他的名字可能不如明清社會史或文化史的岸本美緒、大木康、松浦章等人來得眼熟，就連日本早期的海域史著作，也不見上田信的名字，但《海與帝國》出版之後，終於讓大家見識到這位史家的地域史與海域史結合研究的功力。

《海與帝國》的史觀與書寫特色

從「交易」的類型來分析歷史，是這是本書的視角。作者認為只有人類可以從完全不同的地區帶入物資消費，這種跨越穩定的生態環境進行交換物資的行為，在本書中稱之為「交易」。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不一樣的交易類型，有掠奪、互酬、納貢、集中再分配、以及市場。這本書探討的這五百年間的歷史，就是一種歐亞地區納貢、集中再分配的機制的興起與瓦解的過程，這之間穿插著掠奪的橫行，此外，歐亞地區萌發的市場制度，中國亦有參與。

其次，他提出了「合散離集」的史觀。本書和其他冊不同，作者提出了他對中華文明的發展模式的看法。上田信首次提出這看法是在一九九九年的《森林和綠色的中國史》書中，借用日本成語「離合集散」，予以拆解重組，用這名稱來解讀中國史特色，這幾個字代表中國歷史的幾個階段循環。首先是交易機制穩定的階段「合」，接著開始動搖，整個體系出現明顯裂痕就是「散」，當產生許多新的可能，各個體系領導反目成仇、展開抗爭，就來到「離」，到最後一個方案整合其他剩下體系就稱為「集」。作者認為在元以前，中國可分三個週期，每個週期都有「合散離集」，可在東亞的框架下討論，但到了第三週期循環還沒結束前，蒙古帝國建立起橫跨歐亞大陸的交易新機制，納入中國為其中一部份，此後，要理解中國史，就要在新的框架下來理解，因此作者創造了一個新的空間──「東歐亞」，要以此來釐清元明清的歷史。

不僅提出獨特的視角與史觀，上田信在講明清歷史時，是放在他所創「東歐亞」這樣的空間架構裡。這作法和杉山正明有些類似，是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下來看遼、西夏、金、元的歷史。所謂東歐亞的空間，以海域來看，指的是日本海、渤海、黃海、東海、南海，以及與這些海洋相連接的陸地或島嶼組成的空間。若從我們一般常用的世界地理角度來看，這部分包括了東北亞、西藏與蒙古高原在內的中亞、東南亞以及印度一部份。

在這樣的觀念下所書寫的明清歷史，果然各章的重點和以往通史著作截然不同；過往以皇帝、宮廷及事件為主的政治史架構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交易體系」為內容的世紀變化（見目錄）。除了「交易體系」的核心觀點外，本書另外有四個特色環繞著明清帝國：海洋、白銀、物與環境，這在其他明清通史著作中是較為少見的。

海洋的視角

在前言中，上田信以一段「花蓮媽祖在昆明」的趣味經驗，將讀者的視野帶到海洋的課題，這章的標題叫「大海環抱的兩個帝國」。上田信在一個近年來田野調查的重要地雲南昆明機場遇到台灣媽祖進香團，為何這群觀光客會帶著媽祖來麗江旅行？媽祖是誰？為何台灣東部會有這樣的媽祖廟？而麗江為何會成為知名景點？要將這些故事聯繫起來，作者告訴我們，得從歷史上來解開謎題。

要談這樣故事，以往都從明末的政治史談起，但書中卻從元朝為開端。作者引用杉山正明的說法，元朝就是透過集中至再分配的交易機制，將勢力拓展到歐亞全區的帝國，這個時期發展出來的機制是白銀的大循環。但到了蒙古帝國瓦解時，歐亞大陸東部失去核心體系，轉到與次體系並存的狀況。到了明代時，雖然承繼的不是唐宋的模式，但也無意願及能力取代元朝創立，此時十四至十五世紀的中國退到一個次體系的位置。

這段故事，我們不僅在過往通史著作未曾聽過，也沒在《維梅爾的帽子》裡提到。上田信擅長將明清帝國內部的變化放在蒙古帝國建立起來的白銀交易體系脈絡來檢視。因此，十六世紀貴金屬的精鍊技術提昇後，來自日本與美洲大陸的白銀大量流入中國市場，一度退到次體系位置的現象開始重生，此後，商業時代開始出現，建構出一幅新的核心體系。

簡單來說，作者一再強調，明朝是十三世紀在歐亞地區產生的白銀體系瓦解之後，於東歐亞產生的帝國。環繞著這樣的體系轉換，《海與帝國》每章都提到了海洋。看這本書，你不能從以往教科書灌輸給你的內陸帝國腦袋去看明清；反而從海洋來看帝國，我們會看到另外一種景象。不僅如此，我們還能看到日本學者才有的獨特解讀觀點。例如在〈第五章　商業的時代〉中，上田信提到以往兩岸的中國史學者較少提到的「寧波之亂」，從這條故事，上田信帶出「日本銀」的問題，並做出一個關鍵的結論：「就在寧波之亂後續處理的同時，日本出現了即將席捲整個東歐亞地區的變化。」

在〈第六章　社會秩序的變化〉中，提到十六世紀後半出現有別於朝貢機制的交易方式──「互市體系」。隨著海禁到互市的開展，原本被舟山群島雙嶼港搶走光彩的福建漳州月港，再度躍上歷史舞台，這現象一直持續到十七世紀。

同樣的故事，我們在《維梅爾的帽子》也看得到。卜正民在〈秤量白銀〉這章提到，一夜之間，海盜成為商人，違禁品變成出口貨，地下交易變成了將馬尼拉等東南亞港口和泉州、漳州連成一氣的商業網絡。大批貨物從月港出口，白銀從月港流入，把中國和世界連成一塊。此後，我們看到的是大家所熟悉的跨越大平洋的西班牙勢力與美洲白銀的故事。

白銀與銅錢的雙重架構

從〈第一章事件的時空〉開始，上田信就點出，從歐亞大陸東部這個框架下來看，白銀流通體系在蒙古帝國時期是核心體系，其周邊使用銅錢的經濟圈則形成次體系。白銀與銅錢在空間上的雙重架構，成為自一三五一年以來，長達五百年的交易體系。

上田信還補充了過往講解中國史教科書都沒提到的問題：這些白銀到底去了哪裡？他的回答是，由於十八世紀繁榮的麻六甲港口變得沒落，曼谷、西貢等新的交易中心崛起，根據推測，從中國流出的白銀多半是進入了新加坡。英國商人用這些白銀購買東南亞各地的物產，或是招攬來自中國的勞工。

對於這種世界史的動向與明清的關係，白銀的故事相當重要。我們或許可以模仿《國家為什麼失敗》的作者批評《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戴蒙（Jared Diamond）所說的「笨蛋！問題在制度！」(頁十四)，說出「笨蛋，關鍵在白銀」這句話。的確，此後的明清歷史的確與白銀有密切關聯。雖然上田信談了這麼多的白銀故事，但直到十九世紀這部分，他才描繪出這幅全球史的圖像。他認為從十九世紀中葉之後，中國裔民眾的活動開始跨出東歐亞的框架，開始往美洲大陸、澳洲、非洲等地拓展，他將從那時到現在稱之為「全球舞台」。

事實上，已經有許多學者從全球視角解析十七世紀以來的貿易流通。若要說起這種觀念轉變的源頭，一定要提到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那本於二○○○年得到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的重要著作《大分流》，這本書跳脫以往的歐洲中心論，不再以西方的擴張為分析的視角。他主張一八○○年之前，中國與歐洲基本上在經濟發展的方向是大致相同的，此後，才有了分流。最主要的關鍵，不在於以往的技術的創新論點上，而是一種偶然性的因素，也就是所謂地理上的好運帶來的能源革命，以及海外人力資源的特權。這種論點，著實影響卜正民寫《縱樂的困惑》、《維梅爾的帽子》，甚至近來的《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

主導這場歷史變遷的，就是在明中葉以後成為民間主要流通貨幣的白銀。沒有白銀，十六世紀後期及十七世紀初期，就不可能出現中國商品的全球出口現象。有關這點，我們不妨找出包樂史的名著《看得見的城市：全球史視野下的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不僅引領我們看到這些白銀流通帶領的影響，更將三座城市的歷史與當時的跨國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聯繫在一起。

中國與歐洲的需求，創造出白銀的大量流通，從而促使日本和南美成為兩大供應來源。十七世紀的全球經濟，基本上是圍繞著這個供需結構而形成。到了明中後期，白銀已經是通行全國，位居貨幣流通的主導地位。當明代的白銀儲存量與銀快開採量不足以應付民間日益擴大的白銀需求的日益擴大時，海外的資源自然成為探尋的焦點。此時，舊的對外貿易模式——朝貢貿易已不能滿足國內需要，私人海外貿易蓬勃發展，直接刺激了日本銀礦的開採。在此同時，葡萄牙人於一五四○年代到達日本，他們發現中日間的絲銀貿易可以獲得巨大利潤，遂開始積極扮演中介的角色，並將貿易範圍擴大歐洲。

西班牙人到亞洲後，也發現了這項商機。一五七○年代起，西班牙大量開採他們在南美洲波多西(Potosi)的銀礦，再經由墨西哥的阿加普科(Acapulco)轉運至他們在菲律賓馬尼拉的基地，以購買中國出口到此地的商品。其中，絲綢與瓷器是最主要輸出至歐洲的商品。有些白銀是經由葡萄牙人之手，經由澳門流入中國。

因而，白銀的故事將我們對於明清歷史的認識，擴大到全球史的脈絡下來觀看，唯有如此，才能看到海洋與明清帝國的關係。

物的流通

用「物」來寫歷史是《海與帝國》的另外一大特色。上田信這樣的物質文化的書寫特色，也反映在明清史的研究新趨勢上。近來的明清史有些新的研究課題，像是：「物質與消費」、「身體、醫療與社會」、「城市、空間與日常生活」、「感官與飲食文化」、「文化相遇」、「閱讀與出版」、「旅遊與書寫」、「雅俗與士庶文化」、「視覺與圖像」、及「記憶與歷史」，這些課題除了以往的文化史取向外，許多研究是採取物質文化的視野。

《海與帝國》中有好幾個小節就是直接以物當作標題，像是：「蘇木環繞的海洋世界」、「以鹽建立的帝國」、「毛皮與帝國」及「鴉片與軍艦」。這些一個個看起來頗不起眼的物品，在上田信獨特的敘事筆法下，既微觀又宏觀。

其中我最喜歡的部分就是蘇木與毛皮，這或許也與我本身是研究清代的東北人蔘有關，對於這些談貿易打造的世界史特別敏感。上田信提到自永樂到宣德的十五世紀前半的海洋世界交易狀況時，他舉的就是琉球國尚氏中山王的例子。透過《歷代寶案》的史料，我們會看到一四一九年時，受命出訪的使者搭乘三艘外洋船，攜帶禮物，抵達暹羅國（阿瑜陀耶）後呈上禮物。根據出訪回國後的報告，對方的官府稱禮物太少，要官員購買瓷器，而且還搬出禁制條例，表示不許在當地任意購買蘇木。在往後的幾年，每年都會有琉球船派到阿瑜陀耶進貢。這批《歷代寶案》中收錄六年後的阿瑜陀耶給琉球國王回禮的書信，從中就可以看到贈禮清單中有三千斤的蘇木。

過往少有史家這樣寫這段歷史，尤其將焦點集中在蘇木上。上田信卻提醒我們，在解讀這些史料的同時，也能看出十五世紀前半期的海上世界。除了要瞭解最初製作這些文件的琉球王國外，也要特別留意在東南及南海上的蘇木交易。

蘇木在中國很受歡迎，當時除了琉球、阿瑜陀耶外，滿刺加及日本都會帶蘇木到中國。一來航行過程不佔空間，處理容易，量少也可交易，重點是很值錢，因此成為東海與南海航行者常攜帶的交易商品。

「毛皮與海的帝國」那部分也相當精采。上田信從晚明的《萬曆野獲編》談起，提到晚明每年在宮廷需要分發給大臣的貂皮有一萬張，狐狸毛皮約六萬張。這些皮是從哪來的？又怎麼取得的？從這則筆記資料，他將這複雜的中國東北的毛皮貿易網抽絲剝繭地展示給讀者。當時皇帝賜給大臣的毛皮中，最珍貴的就是黑貂皮，而講這項商品帶如中國和朝鮮的就是女真人。作者還提到，十六世紀，透過海洋有大量白銀流入中國都市，造就了一批富人階級，對於黑貂皮的需要也越來越高。這種需求與其說是禦寒，倒不如說是成為北京有錢階級的身份地位象徵。上田信說這些故事當然不是只是談時尚、消費文化而已，他要談的反而是點出這樣的皮毛貿易需求對於建州女真勢力崛起的影響。因為掌握這些交易的政治集團，就是活動區域離中國最近的女真。

不只是中國，這種毛皮與帝國的故事還延伸到俄國政府。滿州人在統治中國後，毛皮需求大增，俄國政府為與中國交易，從一六七○年後，持續派使節團到北京交涉，從西伯利亞運到北京的黑貂皮一年高達一萬多張。事實上，當時的這種毛皮貿易已經是全球史的故事中的一環了。俄羅斯帝國此時轉向中國銷售毛皮，背後反映的是北美洲也開始出產毛皮，使得俄國市場萎縮，不得不往其他國家。

有關這部份，《維梅爾的帽子》有較清楚的交代。早從十七世紀開始，美國人、法國人與原住民彼此就為了皮毛一事，交戰不休。卜正民的這本全球史名著就有許多篇幅提到海狸皮的重要性。

然而，不只東北的毛皮與帝國的發展息息相關，其實人蔘也是。這部份上田信就完全沒有著墨，僅在第一章提到當從商業時代到產業時代時，產業化的方式之一，就是以國產化的方式製作寶物，或寶物的替代品，人蔘就是一例。他舉的例子是德川吉宗時代的日本，獎勵種植竹節人蔘來取代過去的朝鮮人蔘。

當時整個東亞的人蔘都有相當頻繁的流通，不僅是人蔘藥材，還包括有與人蔘知識有關的各種專書。我在《人參帝國》一書中提到，十八世紀中葉以來的東亞，出版過許多人蔘專書，當時的朝鮮、日本及中國約有四十幾部這方面的書籍，可見這些東亞國家的醫藥知識與博物學的交流相當密切。唯有透過這些書籍的出版文化與醫學知識互動的研究，才可以讓我們了解當時東亞間的藥物知識與博物學交流的實際面貌。明清時期，東亞的中日朝鮮地區，經由人蔘消費的流通，彼此無論在消費知識與醫療知識上，都有頻繁的交流。

當然產業化的不只是人蔘、生絲，另外還有以出口商品的方式進行，像是日本出口到中國的海產，以及英國走私到中國的鴉片。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第八章「產業時代」提到的裝在草袋中的海產「俵物」的出現。當時在中國盛世的榮景下，對於乾燥海產出現了強烈需求，在一七一五年的「正德新制」下，鮑魚乾、海參、魚翅大量流入中國，成為宴會料理不可或缺的食材。

環境與地理

上田信過往在中國大陸做了相當多的田野調查，研究地域社會與環境史，因此本書在寫作上除了上述三個特點外，還特別強調環境與地理的因素。

在提到明朝初期有許多因政策而起的移民傳說，除了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傳說外，貴州、雲南也有。上田信舉了明初朱元璋攻打雲南的地緣關係的例子說明這件事是打造完整帝國的一大工程，以往很少有人以環境的角度來看雲南的重要性。雲南在歐亞大陸上有著非常重要且特別的位置，雲南南部與東南亞之間構成文化圈，西部則是自古就藉由「西南絲路」這條交易要道與南亞連結；與西藏高原之間則有著名的茶馬古道交易路線。此外，雲南是好幾個文化圈交集的地區，有人以「東歐亞的臍帶」來比喻。上田信在談明朝在此建立的政權統治體系時，還提到由於雲南有高山、溪谷，構成了複雜的地形，是由多個民族分居共存，因此在統治時並不容易。

上田信不僅在論述國家權力的擴展或海外移民，處處都提到了環境的特色與限制所帶來的各種影響與人文景觀形塑，本書還繪製了許多詳細的地圖讓讀者更容易有地理概念與空間感。這或許與上田信的訓練與田野調查特色有關，雖然這特色其他冊也有，但並未如本書繪製的地圖這麼多且如此精細。例如圓仁的旅遊路線圖、倭寇猖獗的地區圖、鹽城周邊地圖、南海貿易據點、東南亞的日本人街、利瑪竇的旅程、江戶時代對中國交易的四條路線、美洲大陸原產作物傳播世界圖、十八世紀互市體系下的中國沿海都市、江西商人交易分布圖……等等，讓人印象深刻。

《海與帝國》的延伸閱讀

《海與帝國》出版後十年，儘管這種透過海洋看明清中國的研究已經越來越多，本書還是這些專著中最深入淺出，既有觀點又有故事的好書。這本書還有一個優點就是書末列有參考文獻，若要進一步參考當代研究，可以延伸閱讀的書有哪些。

然而，畢竟已出版超過十年，讀者若還意猶未盡的話，倒是有幾本進階的書可參考。日本近來的這方面研究已經形成「東亞海域史」研究群，其中最顯著的研究成果，就是東京大學小島毅教授主持的日本文部科學省大型計畫：「東亞的海域交流與日本傳統文化的形成」，一般俗稱為「寧波計畫」。在這個計畫下成立了東亞海域史研究會，成員以歷史學、文學與哲學為主，二○○七年舉辦了第一次研討會，計畫期間出版好幾套叢書，展現出研究成果，像是「東アジア海域叢書」及「東アジア海域に漕ぎだす叢書」。

據東大教授羽田正的說法，這些叢書的書寫有幾項特點，一是海域概念的引進與開闢新的世界史方向，二是時間序列史的相對化與歷史的模式化；三是團隊合作的研究，所有的議題及書寫都是共同討論出來的，而非以往的會議論文式地各寫各的。簡單來說，就是較以往更為強調，全球史的取向是近來的新趨勢。

在這些研究中，若想要很快地掌握東亞海域史方面的研究趨勢，首先我的建議還是從研究入門著手。桃木至朗編的《亞洲海洋史研究入門》（《海域アジア史研究入門》，岩波書店，二○○八年）是其中首選。這本書的作者不限於中國史或日中交流史領域，其中我最喜歡的是中島樂章，他最早的研究課題是明清徽州商人，之後參與「東アジア海域叢書」的計畫，撰有《寧波と博多》。這之間又曾與藤田明良、鹿毛敏夫、岡美穗子、山崎岳合作參與了「東アジア海域交流與日本傳統文化的形成」。之後中島樂章二○一三年又編有《南蛮・紅毛・唐人―一六・一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結合了日本史與東洋史學者共同探討亞洲海洋史，這在過往較為少見。《海與帝國》中所提到的幾個重要觀點，本書都有進一步的深入探討，相當值得一看。

此外羽田正編的《從海洋看歷史》（廣場，二○一七年）也是一本重要的入門書。這書算是「東アジア海域に漕ぎだす叢書」的首卷，將這套書的東亞海域歷史發展特色做基礎的介紹。監修的小島毅對這套書的描寫是：「本系列叢書是以這一千年的時間跨度，觀察到東亞區域內即使幾乎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是經過多采多姿和豐富多元的交流活動，並且對於催生日本本國的『傳統文化』具有關鍵性的角色。」

前後呼應的「花蓮媽祖」

儘管《從海洋看歷史》選出了三個「百年間」，具體描繪各自的時代特徵與多樣性，和以往的歷史敘述相當不一樣，算是此書最具特色的一點，不過就整體而言，《海與帝國》以中國為主體，從海洋的角度看整個明清帝國，對一般讀者而言，更能看出這跟以往教科書所學的中國史有何不同。因此，儘管已經距今十多年，《海與帝國》還是目前坊間最完整也最好的一本明清通史讀本。在如今出版市場上全球史當道且不斷強調全球視野的主流趨勢下，這書的出版更加凸顯了從海洋看歷史的重要性。

為了行文方便，這篇導讀將《海與帝國》的四種書寫特色：海洋、白銀、物及環境分別論述，但這不代表作者在寫作時是分開思考問題，相反的，本書處處可見這四種特色的影子。直到結論〈媽祖與明清歷史〉時，作者再度展現敘事的功力，將這四部分整合在一起，又回到了前言中所提到、在昆明機場遇到花蓮媽祖進香團的故事以及他的疑問，並用以下這段話總結本書：「如果花蓮的神像中確實附著著媽祖的靈魂，在跟著鄭和橫跨歐亞海域，於南海及印度洋看過無數港灣的她，對於眼前麗江的風景又有什麼感想呢？聽完隨行信眾的說明後，當我再次凝視著端坐在機場長椅上的媽祖容顏時，明清五百年的歷史瞬間化為一道閃光竄過腦海——那正是媽祖遍歷歐亞大陸及海洋的旅程。」

看到這裡，我們終於明白一開始作者所鋪的梗的用意何在。的確，媽祖的故事就是明清帝國與海洋的五百年故事。當讀完這整本《海與帝國》，相信你的世界觀一定會有改變！

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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