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女人，生長於田野，她們都夢想遠方，都渴望改變貧困的生活，她們互相接近關注卻又互相較勁刺探……。故事在玉米身上緩緩啟幕。

本書描述玉米、玉秀、玉秧三姊妹不同人生軌跡和她們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奇特關係。姐姐玉米的個性寬闊，卻像鷹一般。她是王者，她屬於白天，她的體內有浩浩蕩蕩的長風；而玉秀和玉秧屬於夜晚、秘密的、曖昧的交雜著恐懼和放蕩。玉秀如妖精，閃爍、蕩漾，像火紅的狐狸在月光中伶俐地尋覓、奔逃；玉秧平庸，充滿體積感的遲鈍、笨重中卻又有田鼠般的敏感和警覺。

從《玉米》裡，從激烈掙扎和慘烈的幻滅裡，可以看到「人」、「生存」的困難，更可以看到「人」在壓力下展現的勇氣與堅強。

作者簡介

畢飛宇

一九六四年生於江蘇興化。一九八七年畢業於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曾任教五年，後從事新聞工作。一九九八年加入江蘇作家協會，現任雜誌社編輯。八○年代中期開始小說創作，他的文字敘述鮮明，節奏感掌握恰到好處。畢飛宇近年獲得中國作家大紅鷹獎、《小說選刊》中篇小說獎，其中《玉米》更獲中國作家協會第三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

作品有：《畢飛宇文集》四卷、另有小說集多部。代表作有：《是誰在深夜說話》、《哺乳期的女人》、《青衣》、《地球上的王家庄》。

江南才子畢飛宇是「得獎專戶」相較於蘇童，莫言，王安憶等名家，「畢飛宇」對台灣讀者來說，是較陌生的名字，然而作品會說話，隨著《青衣》、《玉米》等在台陸續問世，讀者眼睛將因這位說故事高手而大亮。

一九六四年，畢飛宇出生於江蘇興化，「江蘇多才子」，這位穿著T恤，牛仔褲的江南才子，愛踢球，愛看NBA，留短短的平頭，五官分明的臉看起來酷中帶著帥氣。他在邁入四十之齡的二○○三、二○○四年成為大陸文壇的「得獎專戶」，以〈青衣〉，〈玉米〉接連拿下了中國小說學會獎，馮牧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第三屆魯迅文學獎。雖然一下子拿了太多文學獎的青壯作家往往容易招致側目與非議，但是只要提起由他編劇的「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就連台灣人也多半久仰大名。

而這只是他在一九九四年聲名乍起的作品。當他在二○○一年四月發表〈玉米〉，便引起文學界一陣「玉米熱」，造成廣泛的討論。當〈青衣〉改編成電視劇在大陸播放，從文壇到讀者群，觀眾群，乃至於大眾傳播媒體，畢飛宇成為超人氣的偶像級作家。雖然他不上網，只把電腦拿來打字，卻有人為他設立網站，在網路上熱烈討論他的作品。

有人把他歸類為女性作家，因為在他的作品中，總是第一眼就看到那些活生生的女子。她們的個性如此鮮明獨特，卻又總叫你想起身邊或記憶中的某個女性。

畢飛宇筆下的女子是過日子的女子，不管是在父權的壓制下，攥緊每一分握得到手裡的權力，或是在生活的困境中，依附每一絲生存下去的可能，因著她們的性格和命運，不知不覺間就走成了一齣悲劇。也有人把他歸類為鄉土作家，因為他熱中且擅長於描寫鄉村題材。但他自己並不這麼認為：「我不是一個有故鄉感的作家。我對鄉土，更多的是借用來作為一個背景，一個拷問人性的場所。」

畢飛宇幼年生長在江蘇鄉下，一九七九年十五歲返城，一九八三年考入揚州師範學院。畢業後曾經在南京的鄉間任教五年，而後在《雨花》雜誌，《南京日報》任編輯。他在一九八○年代開始創作，青澀時期碰碰撞撞，他故意寫得很怪，很難懂，「彷彿不是我畢飛宇寫的，是德語，法語讓我給翻譯過來的。」他在摸索中開始書寫女性，書寫熟悉的鄉村人事，書寫權力與社會把人異化的程度，也曾求好心切而用力過猛。直到〈玉米〉，他覺得找到了自己說話的方式。然後，「它們就不斷地獲獎了」。而我們則讚嘆地看到他「字字句句都閃著金光」。

十幾年的創作生涯，畢飛宇創作近百篇中短篇小說，及幾部長篇小說。在大陸集結出版的有《慌亂的指頭》，《祖宗》，《輪子是圓的》，《黑衣裳》，《青衣》以及《玉米》等。長篇小說則有《上海往事》（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那個夏季那個秋天》及最近發表的《平原》。——編　者

序

以肉體殉祭

——讀畢飛宇的《玉米》郝譽翔

對台灣讀者而言，畢飛宇是一個相當陌生的名字，但在中國大陸，他卻是當代炙手可熱的小說家，而且頗有扶搖直上的趨勢。

張藝謀的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以及正在熱播中的大陸電視劇《青衣》，都是改編自畢飛宇的作品。影視傳播大大增長了他的知名度，而獲得魯迅文學獎的肯定，更加奠定了他在文壇上的地位，這使得畢飛宇成為少數可以兼顧市場性與文學性的作家之一。

畢飛宇的小說之所以屢受影視劇的青睞，就在它具有一定的通俗性格，不但非常好讀，情節緊湊，充滿了戲劇的高潮，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筆下的人物鮮活又分明。大陸小說向來與台灣最大的區別便是：台灣的小說總喜歡引經據典，挪用理論，而大陸的小說則要樸素許多，著重在人物和故事的鋪排。畢飛宇尤其如此。比起王安憶、蘇童或余華，畢飛宇的小說又更加貼緊人物去寫，完全不操作一絲的概念，而光憑人物的內在力氣去發展。他甚至很少花費筆墨去描寫風景，或者時代，而只是專寫人物，專寫人的活動，人的作為，人的想法，人的愛恨。又由於畢飛宇小說中的人物多是平民老百姓，他們的想法多半是單純的，每天光繞著柴米油鹽生存的基本條件打轉，而缺乏深一層的性靈或哲思。也因此，他的小說特別容易被社會大眾所接受，心有同感，因為它簡直就是現實生活的翻版，瑣碎、平凡，卻又真實到令人怵目驚心。

畢飛宇一如他的好友蘇童，都是南京作家，也都擅長描寫女性。他們兩人的小說面貌之相似，甚至曾被混合在一起，編成了一齣戲劇。讀畢飛宇的《玉米》，常會讓我想到蘇童的《紅粉》，以及也是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妻妾成群》。在畢飛宇和蘇童的小說中，男性角色多是刻板而平面的，不是高高在上、面無表情的威權家長，要不就是稚嫩單純的青年，缺乏複雜的內心世界，以致於這些男性角色都無甚可觀。而畢飛宇和蘇童寫得最精彩的，卻都是女性角色，寫女人的表裡不一，撒謊嫉妒，勾心鬥角，愛恨慾念，飢渴與匱乏，憐憫與兇殘，無一不寫得淋漓盡致，相形之下，男人的世界遂顯得單調到了極點。

因此讀畢飛宇，往往誤以為他是一個女作家。或有人說，畢飛宇正是南方文學的典型代表。早從詩經、楚辭以來，中國文學便有了顯著的北、南區別，北方的文風是樸素的，直接的，豪放爽朗的，而南方的則偏於陰柔的，綺麗的，多幻想的，纖細而敏感。不管畢飛宇本人同不同意，他的小說竟在有意無意之間又印證了這項南北文學差異的理論。雖然將文學分成南、北的說法，有將創作化約成為地理區隔的危險，不過，這卻很可以說明，畢飛宇的小說確實其來有自，他總是讓我們想起了蘇童、張愛玲、《海上花》、白先勇，甚至是曹雪芹的《紅樓夢》，一樣的風花雪月，一樣的細緻人情。但若要進一步追究，便會發現畢飛宇與蘇童、張愛玲、《海上花》的血緣仍然是靠近了一些，而距離白先勇、曹雪芹卻較遠，何以見得呢？

在曹雪芹和白先勇的小說中，都具有一種強烈的反陽剛、反威權的特質，因此他們是愛美的，天真的，不世故的，他們筆下的女人是水做成的骨肉，不容男性世界將之污濁。然而畢飛宇的小說卻是世故的，他很清楚知道，這個世界的生殺大權仍是牢牢掌握在男性的手中，而女人畢竟只是配角罷了。《玉米》中的三姊妹玉米、玉秀與玉秧，無異是中國古代妻妾的現代版本，她們閉鎖在狹窄的臥室／後宮中，彼此無情廝殺，只為了在男人的鼻息之下爭奪一點點生存的位置。從張愛玲〈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蘇童《妻妾成群》中的頌蓮，到畢飛宇《玉米》中的玉米，她們和姊妹密友之間最常出現的相互稱呼，竟是咒罵「賤人」。這些恆常處在競爭狀態中，沒有一秒不在算計利弊得失的女人們，有著一張青春美麗的臉龐，卻有著一顆最最蒼老的、世故的、冷酷的心。

當一切生活的資源都被男性壟斷時，女人只能學會早熟，學會了如何去戰鬥，但可悲的是，她們的唯一武器便是自己的肉體。在《玉米》的三姊妹中，唯一努力追求愛情的是玉秀，但她的下場卻也最悲慘，到頭來落得什麼都沒有。而長在八O年代的玉秧年紀最小，吃的苦也最少，但卻是三姊妹中最為世故老成的一個，早早便知道如何運用自己的身體去交換權力。相對於這些精明老練的女人們，男性則是一群極度僵硬的、壓抑的、貧乏的弱者，表現出來的便是性的飢渴和無能。〈玉秧〉中描寫魏向東跪倒在玉秧面前，嚎啕大哭的一段，徹底暴露出男人的空虛醜態。或許畢飛宇正是要藉此暗示中國大陸當代的悲劇情境——在一個道德規範高度僵化的社會中，人性如何被扭曲成為畸形與變態。

也正是如此，大陸當代的情慾書寫其實和台灣大不相同。台灣的情慾書寫自九O年代以後蓬勃發展，宛如一場慾望狂歡嘉年華會，解構再解構，一切體系於此紛然潰散。朱天文《荒人手記》打造陰性的美學國度，舞鶴《鬼兒與阿妖》光怪陸離，摧毀道德莫此為甚，而李昂《北港香爐人人插》則從情慾角度改寫台灣民主政治運動史。但反觀大陸的情慾書寫，卻是籠罩在一套堅固的男權體制之下，而這體制絲毫沒有動搖。新社會與舊社會並無區別，因為女人仍然是被男性置於掌中賞玩，雙腳纏裹，獻媚做作罷了，她們只能燃燒自身的肉體，以此殉祭，或者更殘酷的是：以此來擊倒另外一個女性。於是《玉米》中的情慾，宛如一場生存與死亡的戰鬥，無關肉體的歡愉或是解放。而男人，則從頭到尾始終是一副事不干己的模樣，冷眼旁觀。

畢飛宇曾經說，《玉米》的第三部分〈玉秧〉背景設在八O年代，是因為文革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文革的方法論就是尋找敵人，而不可兼容的人際，正依舊是中國人在一九八二年的基本生存法則。此話誠然。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監視，控制，傾軋，以致慾望無法獲得正常的抒解，所導致的種種猥褻與變態，是否仍然殘存至今天呢？這恐怕是畢飛宇小說最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