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90年代寫作《遭遇他者:跨文化的困境與希望》中大部分論文的時候,亞洲論述還不那麼受到中國社會的關注,中國人更多地關注的是自身的命運,引導中國知識界的,也主要是歐美發達國家知識精英的批判理論;關於亞洲的想像,自然很難找到合適的生長空間。 即使在《遭遇他者:跨文化的困境與希望》結集之時,關於亞洲的討論,也仍然是模糊和困難的,它至多不過是附著在西方的"地域研究"名義之下的一些材料,而且這些以國別分類的材料也很難形成一個有機的範疇,以證明"亞洲"作為一個想像單位的正當性。 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精神風土,當時我為《遭遇他者:跨文化的困境與希望》確定了"亞洲論述之兩難"的副標題,以表述在進入21世紀之初的時刻,亞洲論述所面對的困境乃至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