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生命都是技術生命。生命必須在其技術環境中思考、尋問和行動，藉以不斷實現生命?還未實現的意義。然而，並非所有技術環境都是等價的，不同的技術環境亦為生命的表達帶來不一樣的後果。我們可以想像，有些裝置給予我們較多實驗和構作的空間，容讓我們探索生命的繁多和豐饒；有些裝置則為我們代理了思考和行動，同時又剝奪了參與和創造。如何應對種種技術環境，在其中思索價值和意義的問題，在今日的資訊社會裡至為重要。我們不知道資訊社會為我們生活帶來更多確定還是不確定、秩序還是失序，但它真正帶來的變革在於將資訊重新定義，將連續、不可量度的資訊，空間化成離散的單元和語法關係。大半世紀以來，隨著資訊理論而大量衍生、高速更替的技術環境，以及超工業（hyperindustrial）時代下消費社會的來臨，種種新型的生命治理技術得以冒現，以靈活若水的方式裝置了生命一切。「技術─生命─政治」的佈局，不但沒有令我們的生活失去了「可能性」和「選項」，反而令我們深信任何事物都是可能的。一方面，我們的生活變得極具效率，擁有更多選擇，我們的「潛能」發揮得更極致；另一方面，這個技術環境又壓倒性地令所有個體和社群失去了岡圭朗所言、多如星數的生命形態和生活方式。

在《裝置一切》中，讀者會發現，問題遠比解答多，一切都關乎技術生命和生命政治的纏繞。技術－生命－政治：在技術與政治之間，在這道間隙中，生命得以實現，得以在某時某刻被決定；但這道間隙裡頭還有另一道不易察覺的間隙，一道切口，生命同時潛伏其中靜待，尋索生命被裝置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