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朝，建文朝的歷史始終是一種政治禁忌。 國史闕失，於是野史傳說迭出，以"遜國說""從亡說"為主題，不斷將建文朝傳說推向高潮。 作為連接建文出亡傳說與隱遁之臣事蹟的一部"奇書"——《致身錄》在晚明時期橫空出世。 該書托名吳江黃溪史氏族人史仲彬所作，記載了隨同建文帝流亡各地的二十二個臣子的坎坷經歷，不僅被眾多史家所採信，而且成為人們藉以憑吊建文帝的依據。

隨著《致身錄》的廣泛流傳，史仲彬以介乎朝臣和糧長之間的模糊身份，相繼被供奉於嘉興府和蘇州府的鄉賢祠，成為家族擺脫困境以及擴展文化聲勢的重要籌碼。 另一方面，史仲彬的既有履歷始終受到部分文人的深刻質疑，《明史》更是將《致身錄》定位為附會之作。 從這個意義上說，《致身錄》不只是一部靜態的文本，以它為依託所製造出來的各種副本所煥發出來的巨大能量，已遠遠突破"是非真偽"的限定。 康熙中歲，隨著史氏後裔所發動的歷經百餘年的文本製造告一段落，"國史"與"家事"終於各安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