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讀大江健三郎？

藉由大江健三郎得獎，世界會看到另一種日本，那就是「曖昧的日本」。能夠代表日本的，不會是坐在寺廟裡終夜看月亮的禪宗和尚，從對天空與月亮的冥思得到各種領悟。日本是一個有著黑暗心靈，經歷了黑暗命運試煉的國度。那是一個不斷自我矛盾、衝突、掙扎的日本，包括了戰爭、發動戰爭的邪惡，也包括了戰後一整個世代的反省檢討。

——楊照

史上第二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小說家大江健三郎，

為什麼在受獎致詞時特別向世界強調日本的「曖昧性」？

他又為何刻意使用曾遭批評「不正統」的語言風格寫作？

從戰前的榮光年代，到見證戰敗的狼狽，再到個人生命經驗的起落，

我們可以從中看見「戰敗」如何形塑一個世代的群體思維，

也看見一位小說家一路走來如何自我鍛鍊獨特的創作觀。

凝視人性的晦暗與曖昧

一反前一位日本獲獎者川端康成談的「美麗的日本與我」，大江健三郎則講了「曖昧的日本與我」，寫作上亦刻意打破明確的固有答案，重新提出曖昧的問題，從文學觀到語言風格，皆帶著強烈異於傳統日本的特性。他擅長以個人生命經驗作為小說題材，例如將患有腦疾的兒子出生時的經歷，寫入長篇小說《個人的體驗》之中，無修飾地陳述一個渴望逃避的父親與他的道德困境；在摯友伊丹十三自殺身亡後，也曾將兩人的生命故事寫進《換取的孩子》，在構築虛實交錯的世界之下，盡可能將內容化為貼近個人的體會，藉此凝視人性中的晦暗與曖昧。

「不是日本人」的日本人

成長於舉國高喊「天皇萬歲」的昂揚時代，到戰後投降的狼狽窘境，大江健三郎自幼將成年人戰前戰後矛盾的一切看在眼底，養成了他反思批判的性格。寫作對他來說，似乎是種招致災厄，也引領他透視災厄內部結構的一件事。因此藉由國家的戰敗歷史、個人生命中親族的死亡與疾病經驗，他不斷切換角度將災禍化約至最終本質，試圖確認作為一個人而存在，對生命最基本的責任究竟是什麼？從此他提出了「不是日本人」的另一種日本人典範，更一反明治時期「脫亞入歐」的雄心，提出「邊緣觀」重省日本的戰後經驗。大江健三郎始終堅持的社會關懷，不僅為戰後日本文學提升到新高度，也為全世界的讀者樹立一位思考者的經典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