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擁有替一個族群發聲的權力？

什麼是一個文化的「本真性」？

「文化」差異不僅是本質的問題，更關乎權力與修辭。

1977年秋天，美國波士頓聯邦法庭，一群住在梅斯皮「鱈魚角的印地安城鎮」的萬帕諾格（Wampanoag）印地安人後裔，為了拾回祖先失去的土地，被要求在法庭上證明他們的族群身分。這群在現代被標記為麻州公民的美國原住民，被要求證明他們的部落自17世紀起便已存在，並持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然而，這群印地安人的生活早已與普利茅斯港上岸的英國清教徒、麻州說著當地方言的居民，甚至其他美國原住民混合，產生極大的改變。

20世紀這群站在法庭上的原住民，是否仍是17世紀同樣的印地安人？或者我們該問的是，當涉及權利／力時，究竟該如何表達、或是突顯所謂的族群特徵？法庭上，除了印地安人和共同生活的白人，歷史學家、人類學家以及社會學家，也以專家學者的身分出庭作證。「部落」、「文化」、「身分」、「同化」、「族群」、「政治」以及「社群」等概念都同時被擺上法庭接受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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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贊助的「非洲研究」，在當時倫敦政經學院人類學系系主任馬凌諾斯基的主導下，建制了這門學科自身知識體系的實踐方式。自此之後，所有人類學研究者都被要求經過「田野工作」這種儀式般洗禮方能獲得專業上的肯認：人類學家抱持文化相對主義立場「置身田野現場」，從而獲得話語的職權，獲得「在地者觀點」的發言人身分，闡述一個深信未受其他文明汙染的部落本眞性以及後續的「拯救」任務。

然而，這種研究方式也同時反映了這門學科始終存在的憂慮：面對科學有效性指標的擔憂，以及殖民主義在倫理道德上的芥蒂。1980年代，美國詮釋人類學將單向的「在地者觀點」推展至在地者與人類學家雙向共塑的「地方知識」，使得這種「追求本眞性」的科學式命題獲得解脫。民族誌書寫不再是單純的記錄謄寫，而成為一項「編寫」（fiction）的文本。「民族誌眞實」僅是部分的眞實，同時彰顯了權力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持續給出的矛盾。

什麼才是一個族群或是文化足以識別的「本真性」？（誰又擁有權威對此發言？）

在這個既強調多元差異又移居混同的時代，「我們」和「他們」的界線為何？

文化工作者憂心所謂「傳統」消失，但什麼是「傳統」呢？

人類學者試圖從「在地」推向普世，是可能的嗎？

這些討論都涉及文化的詮釋模式、群體的共識、距離的形態，以及歷史發展的不同故事。顯而易見，這不僅是文化議題，而是具有政治與法律性爭議以及歷史過程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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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分為「話語」、「移轉」、「收藏」與「諸多歷史」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話語」聚焦於書寫與再現的策略，試圖表明民族誌文本是在充滿政治主導情境中的多聲交流的編排（orchestrations），呈現民族誌職權（ethnographic authority）的歷史轉向與書寫中見證和記錄的現身；第二部分「移轉」描繪民族誌研究與前衛藝術和文化批判的結盟，第三部分「收藏」轉向收藏的歷史，所謂「異國情調」如今近在咫尺，界線難分；第四部分則試圖以非西方歷史經驗展現當代議題——屬於「東方」和美國原住民「部落」的經驗，是如何讓集體身分成為一種混雜且互相關聯的創造過程。

在一個相互關聯的世界中，人們總是若干程度上顯得「不夠本真」（inauthentic），因為在全球權力體系下，話語是透過相互關係加以發展的，一個文化或傳統的連續性中，不可能只有差異或獨特性。因此，身分是關聯性的，而非本質性的。「文化」不再是穩定的異國情調般的差異，自我－他者的各種關係不是本質上的，是權力和修辭的問題。

因此，誰擁有替一個族群發聲的權力？

【關於《文化的困境》、《路徑》、《復返》三部曲】

《文化的困境》、《路徑》、《復返》是一系列持續的反思，以及對時代變遷的回應。

這三部作品試圖討論當代原民社群在世界主義與全球現代性的過程中所涉及有關現代跨國活動、殖民經驗、政治記憶與文化身分等議題，並且透過實用主義手段與全球化勢力，周旋於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和特定的國家霸權。

克里弗德延續《書寫文化》（Writing Culture）中「部分眞實」觀點，提出「諸多歷史」（histories）作為貫穿整個三部曲的核心思想——在《文化的困境》裡反駁文化「非存即亡」的有機論述；在《路徑》裡闡述羅斯堡的諸多過往；在《復返》裡賦予「偶然性銜接」的歷史辯證。

因此，當代的原民文化復振從來不是一個從「殖民壓迫」朝向「解放獨立」的簡單過程，而是在「殖民／解殖／後殖民」轉換的不確定關係中的各式接觸、交換、抵抗和衝突。在這種民族誌現實主義之下，我們終會領悟到原民文物復返運動與博物館收藏正義，有賴於殖民歷史與後殖民原民主張的彼此協商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