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高階文化與低階文化的藩籬已經消失，然而，正如同伊格頓在書中所問的：

這是否表示我們對「文化」的執迷已經取代了一切？

在今天這個什麼都可以的後現代時代裡，我們還有辦法積極地參與政治嗎？

當世界有半數的人口每天賴以維生的金額連兩美元都不到時，還可以心安理得地研究《六人行》嗎？

在這種迫切的全球境況中，究竟需要怎樣的新理路？

伊格頓的重要著作《文學理論導讀》（Literary Theory）啟發了新一代的文化研究者，並使他成為左派最頂尖的思想家之一。在本書中，他指出理論的高峰期已經結束，並試著找出未來應然的發展方向。細述文化理論從一九六○年代到一九九○年代的興衰，伊格頓追索令文化理論得以誕生的文化與政治因素，檢驗諸如巴特、傅柯、拉岡與克莉絲蒂娃等開創性的理論家如何從邊緣引出性別、權力、性慾與族群等主題。他對文化理論的得失做出誠實的評斷，就許多對文化理論提出的標準指控加以駁斥，同時卻也指出文化理論對於諸多重大議題是保持靜默與迴避的事實。

《理論之後》的戲劇性結論是：面對資本主義新起的全球敘事，後現代主義可能已經死去。而文化理論所忽視或否定的──愛、邪惡、死亡、道德、形上學、宗教與革命──正是必須積極探索的領域。正如同這本分析現狀的熱情而基進的論著所顯示的，這些主題在當今的重要性更勝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