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首先考察了傳統中國的外交模式「朝貢體系」及其在廣州的應用，接下來討論了鴉片戰爭以及第一批不平等條約的適用過程。 1845年至1851年間，新的條約體系遭遇挫折，清朝方面竭力限制條約中承認的特權，而外國人也在盡力為他們獲得額外的好處。 1850年至1854年間，上海的狀況極為混亂。 隨著外國海關稅務司的最終確立，條約體系開始復甦。 本書並未沿用當時流行的帝國主義觀點，指出1842年至1860年間的新條約體系意味著清朝開始接受與外國人“共用治權”的觀念，通過這樣的方式，通商口岸和外國海關稅務司成為中西“共治”的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