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一字未減!當代中國不能說、卻也無法抹去的歷史
真實呈現中國知識分子的文革經歷與創傷。
賈平凹最具個人傳記色彩、最看重的作品,
書寫父親及自己生命中的重大轉折。
這本小說對賈平凹而言具有特殊意義。
《青蛙》寫的是一個農村少年初識傷痕滋味、尋求蛻變之路的故事。
小說裡的鄉村教師原型不是別人,正是賈平凹的父親。
故事裡的安生可以視作少年賈平凹的化身。
文革的狂暴,青春的懵懂,生活的艱難讓他無以為對,轉而從自然環境求取解脫。
賈平凹的敘事一平如水,潛藏其下的恐懼與戰慄卻無比真切。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駐足在百年歷史的分節點,兩代人的交替線
賈平凹以父親的生命經驗,揭開文革的創傷,赤裸、沉痛卻帶著一絲抒情
「再寫《青蛙》,我想,對我創作而言,從此這一頁徹底翻過。」——賈平凹
狗守家護院是叫,青蛙守家護院是不叫,突然的不叫更讓人警覺。
1966年至1976年間,中國發生了全國性政治運動,長達十年,鼓動學生組織「紅衛兵」發起鬥爭革命,將個人崇拜推上頂點,學生們以「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為口號展開批鬥,並毀壞古文物,大量政要及知識分子受害,使中國社會在道德、文化、經濟上都遭到毀滅性打擊。
故事的起點在雜村,村子起初沒有名字,周邊的方鎮作踐這裡的村人姓雜,於是叫雜村。文革發動後,這裡改名叫團結村,離村子不遠的地方組織了「學習班」,安生的爹原是擔任教師的,在此時卻是第一批被送進去的對象,理由便是「反革命」。學習班裡三、五天就有人死掉,有說被打死的;有說是自殺的,安生他爹倒是被放出來了,他被放在竹筐裡,抬出來時他窩倦在竹筐裡,斷了一條腿,至此,他爹從村子的驕傲成了村子的恥辱,他經歷了什麼是世態炎涼,什麼是看人的眉高眼低,安生不甘心,可他該向誰討?該報復誰呢?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學習改造,重新做人。
學習班裡的人齊聲喊道,被送進去的人都是階級敵人,所以需要學習改造,但什麼才是重新做人?怎麼重新做人?比如把他們五花大綁了吊在屋樑上,比如裝在麻袋裡,把麻袋又放在桌子上,用竹片子抽打,不能動,一動就從桌子上掉下去。用這些手段時,階級敵人有的會哭叫,這些哭叫,此起彼伏,非常難聽,於是各組配備了一台收音機,一有哭叫就放革命歌曲。
安生他爹從學習班出來後,變得沉默寡言,但是在偶爾間,他會突然地張嘴發出長長的一聲:啊——!那不是呻吟,也不像要打哈欠,感覺著他有無盡的痛楚、疲乏、委屈和怨恨,隨著這一聲啊,從身上的每一個部位,每一個器官,骨頭的縫縫隙隙裡全帶了出來,這是重新做人了。
團結村要團結,靠不上宗族關係,靠的是關懷,如何關懷,就是分享利益。
自從改了村名,團結村裡的偷盜之風是挺團結,哪戶人家被送進學習班,村民也挺團結的,嘲諷、踩腳都一起,彼此問候就吃啦沒。而偶爾有人在打招呼:吃啦?被打招呼的偏來一句:沒吃。打招呼的就尷尬了,半會兒才緩過來:怎麼這時候了還沒吃呢?卻絕不會說:那我拿東西給你吃。安生的家因為接濟了學習班階級敵人的家屬,獲得的一頭奶羊,奶羊在村民的眼裡,不是隻羊,是羊奶和羊肉,於是全村十多個人,舉報了安生家,說安生家成了階級敵人家屬的藏窩點,他們仇恨黨、仇恨社會主義仇恨文化大革命,控訴學習班、辱罵革命幹部和群眾,發洩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不滿,應該取締這個黑窩點,沒收其得到的衣物,尤其那頭奶羊。
所以說,團結村該怎麼團結呀?那得讓上邊給村裡人多撥些糧,有糧,全村就團結了!
啊沉默才是最好的預警!那我回去了也逮住青蛙看門呀。
文化大革命之際,沉默也許才是保命的生存之道。故事圍繞在農村裡的改造與學習班的軸線上,文革造成的傷,從來不會只是在個人身上,而是世代間必須集體承受的疤,如同「一個指頭在腿面上按一下,腿面上不留什麼痕跡,而成千上萬個指頭在腿面上按,腿面的肉就爛了,骨頭都可能出來。但是,你又能說清哪個指頭傷害了腿面呢?所有的指頭都在傷害,所有的指頭又都沒傷害呀。」賈平凹敘述的沉痛,卻在文字間埋了一絲抒情,有對農村的關懷、人性良善的刻畫,還有成長過程逐漸釋懷的歷程,歷史已然發生,翻頁也只能是必然。
賈平凹重回記憶現場,將他的視野擴展到自然生態,神話時空。在那裡夜闌人靜,青蛙發聲。哪怕是「自己叫自己」,卻是一種神奇的召喚,召喚一個安定自為的天地。這是詩的天地。賈平凹如是說:
《青蛙》的年代過去了五六十年,物質的環境大多變化,人性裡的醜陋依然如故。 中國是這樣吧,世界也是這樣吧,社會永遠是人類和非人類的現實。 正如此,我停下筆來,讀了幾天蘇東坡,再拿起筆了,《青蛙》裡就多了純真、善良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