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香港人在愛爾蘭的故事，也是一個香港人寫的愛爾蘭故事。

《時差》是郭梓祺首次非結集舊文而成的書，內容由兩條線索穿起。一條線索寫愛爾蘭文化和歷史，由反抗英國殖民主義開始，寫到文化復興運動、自治運動、獨立戰、內戰及其餘波，觸及不同時代作家的取態。數百年爭取自治或獨立的經歷裡，出現過或文或武、或剛或柔的各種方法，失敗的佔多數，但可能不必只看成敗。

愛爾蘭作家當中，出現過那麼多政治立場與風格大異的出色作家。 Oscar Wilde父母原來是熱切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以統計和寫作推動民族運動； W. B. Yeats早期鼓吹民族主義，以劇作和詩引導群眾抗英，晚年卻親近法西斯； J. M. Synge和Sean O’Casey的劇作在民族主義高潮下刻意不討好觀眾，一次又一次在國家劇院Abbey Theatre引起騷亂； Elizabeth Bowen是貴族，繼承莊園和大宅，二戰時更為英國任情報工作； Frank O’Connor在愛爾蘭內戰時參與IRA，被捕後幾乎被槍決，跟絕食傳統始終保持距離； Edna O’Brien六十年代在天主教籠罩、社會高壓的氣氛下，抵住大眾鄙視，寫出女性性壓抑，書成立即被禁； James Joyce一面對英國的殖民主義不以為然，一面對愛爾蘭如火如荼的民族主義充滿戒備和冷嘲，有時是自在地無聊，有時則以新方法和語言創造世界； Samuel Beckett老早離開愛爾蘭，在簡約和看來不著邊際的文字之間，埋下幾多現實政治； Seamus Heaney七十年代活在北愛問題風眼的貝爾法斯特，在處處炸彈與戒嚴之中，不得不權衡詩與現實的距離； Brian Friel以台上演員之間的無法溝通，側寫愛爾蘭共和國、北愛、英國的雞同鴨講。 掛一漏萬。再到當代的Sally Rooney、John Banville、Claire Keegan、Paul Lynch都各具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