姹紫嫣紅開遍——崑曲與歷史文化
姹紫嫣紅開遍——崑曲與歷史文化
鄭培凱
文:李夢 近讀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的《姹紫嫣紅開遍——崑曲與歷史文化》,細聽著名歷史文化學者鄭培凱教授分享崑曲千年流轉的奧妙,獲益匪淺。 鄭教授欣賞崑曲、研究崑曲,更普及崑曲。白先勇先生為此書撰寫序言,稱鄭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持的崑曲課程及衍生出來的崑曲活動,在香港的崑曲教育及推廣數十年如一日,「歷時最久、最有系統、影響最深廣」。藝術的普及與傳揚,非得有心人孜孜不倦、綿綿用力,方能久久為功。 書中收錄的文章,是鄭教授在20多年間陸續寫成,既從學術層面釐清崑曲作為中國傳統戲曲瑰寶的歷史文化意義,也是一位資深崑曲迷的聽戲心得放送。書中尤其讓我印象深刻是他由湯顯祖與莎士比亞兩位大劇作家的對比分析,引申出東西方文化哲思的互為映照。 湯顯祖與莎翁均為1616年逝世,在通訊並不便利的年代,兩位東西方戲劇界巨人應互不相識,但在數百年後的今天,兩人的作品及其在戲劇與文化界的地位常常被並置談論。在鄭教授看來,兩位文豪雖用不同語言、在不同背景下創作,但其作品中對人生的觀察、對人性的析解卻有驚人的相似。如是「理一分殊」,恰恰是文化之於個體的奧妙與魅力,或也是古老的戲曲乃至更普遍意義上的藝術至今仍常談常新的緣由所在。 (原文刊於《頭條日報》專欄「在島上讀書」,2024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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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
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
格雷格‧吉拉德,林保賢
文:李夢 不久前,英國人林保賢(Ian Lambot)又一次回到他曾居住十數年的香港,一則為了談生意,二來為中華書局重印《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捧場。這本講述九龍城寨清拆前後歷史的著作,於去年香港書展期間推出,短短半年即售罄。 「出版社工作人員告訴我這書賣得不錯,這讓我覺得驚訝。」林保賢坦言自己沒想到這樣一冊將近五百頁、售價超過四百元的大部頭歷史書,在香港這座講求效率的快節奏城市裡,能夠有如此銷量。 其實,銷量出色的原因並不難解釋,不外是「好奇」二字。這座位於香港九龍地區的「城中城」自一九九四年清拆之後,陸續引來不同領域的興趣及關註:建築學者試圖析解城區內擁擠雜亂卻互不幹擾的樓群,攝影師關心城中街道以及街道兩旁店舖中普通人的生活,動漫玩家開發出關於九龍城寨探險的新遊戲,電影導演基斯杜化路蘭甚至在其二○○五年的影片《蝙蝠俠:俠影之謎》中,以九龍城寨為靈感,虛構出一處充斥著瘋狂與邪惡的納羅斯島。 「每個人都把九龍城寨視為『黑暗之城』,這個稱呼猶如廣告口號,就像把巴黎叫『光之城』;紐約叫『大蘋果』;香港叫『亞洲國際都會』。」在《流行文化與城寨》一文中,作者雷斯尼克(Jon Resnick)如是說。換句話說,如今的「九龍城寨」(Kowloon Walled City),儼然像是一個被過度詮釋甚至消費的文化符號。 然而,當林保賢在一九八○年代初首次到訪九龍城寨的時候,那個佔地約七英畝的圍城以及城中人的生活,仍是城外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話題。林保賢記得,當時他與身邊的朋友談論起自己在九龍城寨的所見所聞,朋友每每瞪大眼睛問他:天,你去那裡做什麽? 這些驚訝並非沒有來由,因九龍城寨的「三不管」狀態久已有之,而那裡的販毒活動、無牌牙醫館、違規架設的天線及非法搭建的屋舍,也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二戰後,一些無家可歸者在九龍城寨附近露宿;上世紀五十年代起,眾多來自中國內地的平民湧入香港,城寨因此成為調景嶺和油麻地之外的又一處臨時居所。之後,政治與社會景況漸趨穩定,這些居所相繼清拆,唯有九龍城寨屢拆而不得,這其中,也牽扯到當時的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復雜而微妙的關聯。 上述關於歷史疑問的探究,並未出現在林保賢與加拿大攝影師吉拉德(Greg Girard)合作的最初版本的《黑暗之城》中。這些歷史問題的追溯以及學術上的討論,直到英文版再版以及中文版面世的時候,才陸續添加至原作中。這是林保賢的有意為之。在他看來,本書最初面世至今已過去二十多年,繼續以口述歷史及影像的方法回溯那段逝去的時光,未免顯得有些單薄,特別是在對於九龍城寨的討論愈發頻繁的當下。 《黑暗之城》一書原本以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三年由林保賢的一人出版社Watermark Publications推出,書中除去吉拉德與林保賢拍攝的人物及街景相片之外,還收錄了由當時香港大學歷史系學生Emmy Lung參與執行的「口述歷史」項目。在一九九○年代的最初幾年裡,三人曾多次出入九龍城寨,與城中的牙醫、臘腸店老闆、家庭主婦和城寨傳教士等各色人等聊天,寫下個體與這一重逼仄昏暗空間相處的經歷。 「聽到的故事多了,我們漸漸發現,原來城寨並不像我們當初設想得那樣。」林保賢告訴我。其實,城外人對這座所謂的「黑暗之城」以及城中人的生活存在諸多「誤讀」,這些「誤讀」來自於成見以及憑空而起的想像。 林保賢本業為建築師,最初造訪城寨的原由,只是單純覺得那裡的建築物有趣。「你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地方像當年的九龍城寨那樣,樓宇如此密集擁擠,居民的生活卻如此有序。」在林保賢看來,如果將九龍城寨當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社群看待,它的布局雖說並無事先規劃,但在有限的空間及資金支持下,卻能奇跡般地自覺形成一種緊湊(甚至可以用「精妙」來形容)的樣態。頂層天臺既是孩童嬉戲的場地,也是養鴿人馴鴿餵鴿的好地方;看似隨意拉扯的天線足夠將照明的光源從地面一直傳送至十四層;為省錢及貪圖方便而隨意加蓋的樓層,一方面為空間中居住的人群擋去大量自然光,另一方面竟出人意料地提升了樓宇(盡管表面看上去搖搖欲墜)的穩固性。 「說來你可能不信,我們當年在城寨內採訪街坊的時候,從未遇到過什麽麻煩。」林保賢和他的兩位拍檔原本擔心的來自警察的盤問甚至黑社會的圍堵,統統都沒有發生。而且,去的次數多了,他們與一些街坊熟絡起來,一來二去竟成了朋友。 「城寨中的人和你我一樣,過著平凡普通的生活,這也正是我們想要記錄下來的。」林保賢與吉拉德拍攝相片並寫作此書的過程中,以盡可能平視的角度觀察那個空間,以及空間中個體每日面對的瑣碎生活。如果你仔細看那些相片,會發覺吉拉德的人物相片,都是在極近的距離內拍攝的,很有些現場感以及紀實攝影的味道。 「我拍拍建築還可以,人像就拿不準了。」林保賢笑稱,多虧當年在某次聖誕派對上認識了擅長人像攝影的吉拉德,不然這本「影像+文本」的著作極有可能無緣面世。「也要多謝Emmy,拉近了我們兩個『鬼佬』與被訪者的距離。」林保賢雖然在香港住了十多年,粵語卻一句也講不出,至多聽得懂幾個地名,以及香港人對外國人的慣常稱呼——「鬼佬」。 如今,林保賢已返回英國居住,只是偶爾回來香港看看。我問他今次來港,是否打算去九龍城寨再看看,他笑著搖頭,反問我:「你是說那座公園嗎?」 的確,除去一座模擬當年景觀的模型之外,我們無法從那座在清拆原址上建起的九龍寨城公園中,找到任何關於舊日城寨的痕跡。對於林保賢等人來說,他們對於城寨的記憶,都已隨著二十年前的清拆行動而終止;如今的我們,只有透過書本、動漫和圖片展,盡力搜羅並拼貼自己對於「九龍城寨」這一地名的想像。正如一千個讀者看水滸能看出一千種江湖一般,每個人拼貼出的城寨圖景,也註定是不盡相同的。也許,正是這種因「不同」、「差異」甚至是「誤讀」而生出的神秘感,才令到這座消失了二十多年的圍城,直至今日,仍時常被你我想起。 「很多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城寨故事。」林保賢說:「我的城寨故事差不多已經講完了。」 (原文刊於橙新聞,2016年3月14日。新聞鏈接:https://www.orangenews.hk/culture/100165/%E6%A9%99%E5%B0%88%E8%A8%AA-%E6%9E%97%E4%BF%9D%E8%B3%A2%E7%9A%84%E5%9F%8E%E5%AF%A8%E6%95%85%E4%BA%8B.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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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的故事(精)
顏色的故事(精)
斯黛拉.保羅[美]
文:李夢 當我們談論藝術史,我們通常會談論藝術家、藝術流派以及傑作背後的故事。但你是否想過從「顏色」這角度來談論歷史呢?美國藝術史學者、策展人斯黛拉.保羅(Stella Paul)在其著作《顏色的故事》(Chromaphilia::The Story of Colour in Art)中,便由「色彩」切入,回溯藝術史中顏色被運用、被闡釋以及被想像的往事。本書中文簡體版用大開本、銅版紙,配有200多幅印製精美的畫作,真真宛若一座「紙上色彩博物館」。 《顏色的故事》依紅、橙、黃、綠等色彩分為10個章節,文字好讀,絕沒有我們慣常印象中歷史書或學術著作那般枯燥。作者在引言中即點明:色彩是藝術最偉大的資源,「既廣泛存在又難以找尋,既轉瞬即逝又充滿驚喜」。之後每一章節的史實回溯及闡述中,又不斷讀解不同年代、不同社會及文化背景的創作者們,如何從同一種色彩中找到多元的甚至是迥然相反的表達與創想。 且以綠色為例,在魯本斯的畫作中,綠色是感官的愉悅;在印象派莫內筆下,綠色是自然界的明亮與純粹;而在野獸派馬蒂斯的肖像畫中,女子面孔被塗抹以綠色,而此時的顏色不再是寫實的載體,而成為畫家想像的依託,甚至某種「反叛」的象徵。同樣的,紅色、黑色乃至白色,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藝術家筆下,各有意涵,故此藝術中的色彩變得神秘難解,欲說還休。 正因為這樣的多義難解,畫中色彩才更有魅力,而這也是藝術本身的魅力,不是嗎? (原文刊於《頭條日報》專欄「在島上讀書」,2024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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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讀懂AIGC的奧秘
生成式人工智能:讀懂AIGC的奧秘
丁磊
文:李夢 最近,關於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討論越來越熱鬧。當我們尚未梳理清楚ChatGPT與GPT4的區別,尚未讀懂GPT與openAI背後的邏輯與演進規律,以Sora為代表的AI工具來勢洶洶,引發不少人擔憂:人工智能會淘汰人類嗎? 人工智能領域專家、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後丁磊在自己的新書《生成式人工智能:讀懂AIGC的奧秘》中,用生動貼地的語言為我們介紹了ChatGPT及Sora等網絡潮詞的背後故事。他不但梳理了人工智能的底層邏輯與功能,更解釋了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內容)如何助力不同行業提升效能,真正步向科技賦能美好生活的理想。 Sora對於文化藝術行業帶來的挑戰與衝擊已顯而易見,數字人和AI工具可以撰稿,可以生成圖片和視頻,還可以為市場營銷提供支撐與創新。當任何一位哪怕不懂作曲的普通人,都可以在AI工具幫助下寫出一段近似巴赫作品的旋律。藝術家的創造力與個性又將如何定義?又或許,在不遠的將來,只要有想法、有創意,人人都可以成為藝術家。 誠如ChatGPT之父Sam Altman所說,人類的生產力和創造力將在AI時代得到突飛猛進地發展。那會是一個美好的時代嗎?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那一定是個全然不同的時代。與其焦慮,不如直面。 (原文刊於《頭條日報》專欄「在島上讀書」,2024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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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虹黯色--香港街道視覺文化記錄
霓虹黯色--香港街道視覺文化記錄
郭斯恆
文:李夢 上周到訪台北國際書展,闊別雖久,台北仍然親切可愛,讀者對港版書的喜愛程度,不減當年。 在香港出版社展位流連,見到台灣愛書人對於香港的人文、設計和建築類圖書頗為熱衷,書展首日銷量較好的港版圖書中,便有《霓虹黯色》。 「霓虹黯色」是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信息設計研究室 (Information Design Lab) 的霓虹招牌研究項目之一,過去數年間,研究團隊走過九龍和港島多地,走遍15條主要馬路和40多條街道,記錄下500多個霓虹招牌,並透過這些尚未拆卸的霓虹招牌,回溯歷史,記錄香港本地特色視覺文化與城市美學。 曾經,霓虹是香港夜景的名片。餐館、茶樓、傢私和美容美髮等不同行業、不同店家,皆以各具特色的霓虹燈招徠顧客。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尚不發達的年代,霓虹招牌是特色廣告,是店家形象的展示,亦是吸引遊客紛紛欣賞香港夜景的緣由所在。 霓虹招牌雖小,《霓虹黯色》作者團隊卻因小見大,從中發現並解讀香港消費文化的興起與變遷,甚至從視覺藝術角度入手,分析霓虹招牌如何建構香港這座城市獨特的街道美學。今時今日,政府與業界都在思考如何重振香港夜市與經濟,可若不能發現香港的特色與個性,只是仿效他者,恐怕再難重現往昔霓虹燈影魅力。 (原文刊於香港《頭條日報》專欄「在島上讀書」,2024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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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本與財團
香港資本與財團
馮邦彥
香港影視傳媒業的發展,最早可追溯到十九世紀末。1923年,黎民偉與兄長黎海山、黎北海等創辦了第一家全部由香港人投資的電影製片公司——民新制造影畫片有限公司。1930年,黎北海在華商利希慎支持下,創辦「香港影片公司」,製作出品三國演義故事影片《左慈戲曹》。同年,黎民偉聯同多家電影公司,在上海和香港兩地註冊成立「聯華影業製片印刷有限公司」,到30年代中期聯華港滬兩地擁有多家製片廠,聲勢一度相當浩大。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電影的重心從上海轉移到香港,南下影人積極開展國語片製作及放映業,香港的影視業獲得進一步的發展。 本文轉載自「橙新聞」:https://bit.ly/3wjLOL6 50年代,香港電影業群雄並起,競爭激烈,尤其是南洋富商陸運濤旗下的電懋公司迅速崛起。1958年,邵逸夫在香港創辦「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與電懋展開競爭,並取得壓倒性優勢。不過,進入70年代,邵氏兄弟在電影業的發展開始放緩。轉折點是鄒文懷脫離邵氏,於1970年4月創辦嘉禾電影公司。到80年代,嘉禾電影公司已超越邵氏,成為香港電影業的新霸主。 20世紀50年代以後,香港電視業也起步發展。1949年3月,總公司設在英國的麗的呼聲(香港)有限公司投資400萬港元,開設麗的呼聲中英文混合有線電視,這是亞洲電視的前身。1957年5月29日,該電視台正式啟播,揭開了香港電視發展史上的第一頁。1964年11月4日,香港政府批出一個為期15年、享有5年專利的無綫電視廣播商業牌照。當時,參加投標的共有8個財團,結果由利氏家族的利孝和、邵逸夫等香港知名人士、和記、太古等英資公司組成的財團—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成功取得經營權。 1967年11月19日,香港無線電視正式啟播,分別透過翡翠台和明珠台播放中英文電視節目,當時為黑白無線電視,以微波科技直播澳門格蘭披治大賽供香港觀眾欣賞。啟播當日下午4時,港督戴麟趾乘坐直升機飛抵位於廣播道的TVB新廈,親臨主持啟播儀式。面對無線電視的競爭,麗的電視於1973年4月決定從收費電視轉為免費電視。1975年9月,第三家電視台香港佳藝電視亦加入競爭,成為第三家免費電視台。不過,由於香港政府在發牌時加入了限制,佳藝電視需要讓出部分時段作教育性節目的廣播,形成先天性缺陷。結果,不到三年,佳藝電視於1978年8月22日倒閉,結束了三雄爭霸的局面。在無線電視的強大攻勢下,多年來麗的電視一直處於苦苦支撐的局面。1982年6月,邱德根的遠東集團向麗的電視注入1億港元資金,取得該公司50%股權並入主董事局。同年9月24日,麗的電視改名為亞洲電視,進入邱德根時代。 80年代以後,香港的電影電視業呈現百花齊放的繁榮景象。在電影業,出現繼邵氏兄弟、嘉和之後,先後崛起由麥嘉、黃百鳴、石天等人牽頭創辦的「新藝城影業有限公司」(1980年,拍檔由九巴董事雷覺坤家族創辦的「金公主院線」—「金公主娛樂有限公司」);由潘迪生及其旗下公司迪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投資的「德寶電影有限公司」(1984年);由向華強、向華勝兄弟創辦的「永盛電影有限公司」(1987年);由黃百鳴和羅君創辦的「永高有限公司」(1991年);以及由周星馳創辦的「星輝海外有限公司」(1996年)等,形成群雄並起的局面。在電視業,則主要形成無線電視與亞洲電視競爭態勢,但無線電視一直保持着強大的優勢。 不過,回歸以後,華資在影視傳播業的發展開始走下坡路,在香港經濟的影響力逐步下降。在影視業,隨着現代科技及電子傳媒的發展,香港傳統的影視集團都先後受到衝擊。其中,經營時間最長的亞洲電視在種種主客觀不利因素壓力下,特別是公司股權多次轉手影響下,最終被迫停播。在80-90年代一度輝煌、並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的無線電視及其控股公司邵氏兄弟,則隨着其靈魂人物邵逸夫的淡出、辭世、後人無意接手,最終也走向「賣盤」道路,被迅速崛起的中資傳媒巨頭收購,從而結束其作為香港本地華資影視巨擘的歷史。 這一時期,香港主要的華資電影公司有:林建岳旗下的「寰亞綜藝娛樂集團」(1994年)、楊受成英皇集團旗下的「英皇電影」(2000年)、向華強中國星集團旗下的「中國星電影」(1992年)、寰宇國際集團旗下的「寰宇電影」(1986年)、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旗下的「美亞電影」和「天下電影」(1997年)、銀河映射控股集團旗下的「銀河映射」(1996年)、知名導演王家衛旗下的「澤東電影」(1992年)、東方娛樂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東方電影」(1992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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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如茶話:楊智深茶學存稿
穆如茶話:楊智深茶學存稿
楊智深
「茶文化」在香港一直流行不已,但大多港人對茶的認識,其實尚嫌浮泛,對相關器具的應用有欠細緻,對茶湯高下的評判也易受商家左右,有時難免人云亦云。但茶之為物,既能晉身文化席位,與琴棋書畫等高雅之儔齊觀,其間必有精深的美學體系維持;尊重箇中細節,茶文化方可綿延發展,而不淪為簡單粗疏的口腹之欲。 (本文轉載自「橙新聞」薦書:https://bit.ly/3w2127i ) 不論是尚未入室抑或有意登堂的愛茶人士,《穆如茶話:楊智深茶學存稿》都值得展卷細覽。楊智深是深受尊崇的茶學專家,該書收錄楊氏談茶、論茶、評茶的文章凡五十四篇,由「內篇」、「外篇」、「雜篇」、「附錄」四個部分組成:「內篇」收錄楊氏專門談論「茶」的文章,是「茶學」的典型材料;「外篇」的文章則可以反映楊氏「茶學」理論之源頭、對傳統文化的看法、對「美」的追求;「雜篇」的材料與楊氏的茶學有間接而微妙的關係,可視為本書正文的延伸或補充;「附錄」則包括〈緬懷專輯〉、〈一期一會〉及〈對談/報道/專訪選目提要〉。楊氏茶學系統完足,既重理論又不廢實踐,遍及茶具、茶香、茶味、茶葉、茶風,以至與茶相關的準則、概念、文化等等,都談得專門而詳盡,讀者細細品味肯定各有所得。 尤為可貴的是,楊智深對茶在歷朝的發展有深刻認知,憑此考鏡源流之學養,所論自然有根有據,毫不含混。原來今人奉為圭臬的陸羽《茶經》,其中涉及煮茶的具體步驟、器具標準等,都是因應唐代「煮茶」「喫茶」而發,與明代以後的「泡茶」「飲茶」其趣各異,並不宜套用於現在的泡茶行為。楊智深以明太祖廢蒸團、興炒散為分界線,立論中正,法眼別具,僅此一端已可見其茶學功底之紮實。楊智深論茶,固然着重對茶湯的品鑑,而又能不囿於此,將茶的審美目的歸結於修養內心,以「格物」取代「玩物」,在格物的過程中,提升品格,堅立志向,使品茶超拔於技藝層面的小道,上及精神境界。 楊智深這批茶學文章,筆調雅淡從容、沖和平白,令人在閱讀之際,彷彿與之對茗談天:聽先生為茶杯酒杯混用的隨便搖頭慨嘆,為古僧道不採嫩芽的仁心敬佩俯首,為茶文化光大可期的未來切切展望;這樣的楊先生,這樣的茶學文章,確實親切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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